国际关系理论东西谈

为何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在东方国家如新加坡修读国际关系学，这很自然是一个大家都会提出的问题，也是我们的基础课程中必上的一堂课。

国际关系学滥觞于20世纪初的欧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冷战时期茁壮成长，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发展经验为基础的一套理论。非西方学者和学生自然想要验证，究竟这套理论能不能套用在非西方国家。

其实，国际关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久远以前的古希腊时代或春秋战国时代。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在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指出，雅典的实力与日俱增，让斯巴达感受到威胁。斯巴达人认为，唯有与雅典一战，方能避免斯巴达有朝一日被雅典征服；雅典也必须与斯巴达开战，以维护其城邦及同盟的完整性和利益。于是，两大同盟展开将近30年的战争。虽然斯巴达最终得胜，但两大同盟已是两败俱伤，为日后马其顿统一古希腊铺平了道路。

生活在公元前460年至公元前395年的修昔底德被现代国际关系学者奉为鼻祖，就如同孔子是儒家的鼻祖一样。孔子和修昔底德几乎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修昔底德只是比孔子晚了约100年来到这个世界。

孔子和他的老师老子都是中国春秋时代的思想家。他们流传下来的儒家和道家思想，不只影响了春秋之后的战国时代，还影响了后来的封建中国和整个中华民族。然而，经历了2000多年的儒家和道家思想，为何没能发展出一套国际关系理论？

战国时代有七雄。当时其中一个较为人知的“国际”关系理论，是苏秦和张仪的纵横家。秦国是七国当中最强大的诸侯国，地理位置是当时中国的西部，其余六国则位于秦国的东部。苏秦提出合纵策略，劝说六国联合起来，平衡秦国的势力（历史考究称公孙衍才是合纵策略的推手）。苏秦的同门张仪为秦国服务。他深知六国之间存在矛盾，于是提出连横策略，劝说各国与秦国合作，进攻其他弱国。最终，秦国逐一击败六国，统一了中国。

有国际关系学者认为，中国人自古以来便不存在“国际”的观念。古代中国没有国界和主权的概念，而是以优越的文化与文明影响及吸纳周边社会，让周边社会臣服于“中土”，向“天子”朝贡。古代中国的邻邦日本、朝鲜、越南、游牧民族社会等，都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与中国建立了一种朝贡关系。朝贡制度因此被现代国际关系学者看作是古代东方的一种国际关系。

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历代朝廷不曾出现过外交部、大使馆等政府机关，直到大炮在鸦片战争中炸开了中国闭锁的大门。然而，这一炸，让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在不到100年内消失殆尽。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西方思想为基础；1949年解放以后，共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同样来自西方。洋炮让科技落后的中国人完全割舍了自己坚持了几千年的那一套思想。直到1970年代，毛泽东才首次提出比较广为接受的国际关系理论——三个世界。

在遇上“为何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时，我常想，如果2000多年前的秦国没有统一中国，中国继续维持诸侯国并立的环境，历史肯定要改写。这样的大环境或许就会如同20世纪初的欧洲，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频仍。厌战的领袖和学者纷纷提出各种方案，试图从国际格局、人性的角度，解释战争一再发生的原因，从而找出避免战争的方法。如果当时战国七雄继续争个你死我活，或许当今国际关系理论就会以中国马首是瞻了。

还记得初中一时念了一整年的中国通史，在当时幼小的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就是不断的起义和朝代更迭。虽然封建制度在辛亥革命后瓦解，但中国仍逃不过持续几十年的内战。我想，如果中国人的眼光不是太过聚焦于内在，能把眼光投注在海外，国际关系理论或许就是以东方思想为基础了。

不过，曾有学者论述，东南西北方的地理屏障让古代中国人在黄河及长江两岸安家乐业。而传统的先“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的观念，也让中国人着眼于自身。

然而，即便如此，但最重要的是，历史没有“如果”。

12年后的校园生活

原以为，离开大学校园12年之后重返校园念硕士班，与校园学习环境脱节尚不算太严重，应该不难适应。

岂料，原来我还真的脱节了。

重返校园的第一个震荡，便是电脑和互联网占了学习的很大一部分。

国际关系硕士班因为必须阅读大量书本和期刊，所以迎新营的重点是学习如何使用虚拟图书馆。

哇噻，原来现在所有的期刊都可以在“云”里找得到。我坐在自己的书桌前，就可以找到1925年《外交事务》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或者最新一期的《国际组织》期刊，甚至可以找到本周必读书本的电子版。走进图书馆，反而不太看得到一本本的杂志、期刊、书本，更别说要找七八十年前的期刊了。李伟南图书馆二楼中庭以前是一排排的书架，现在都被一台台的电脑取而代之。

12年前念大学时，流行的是自行组装桌上型电脑，电脑当时主要是娱乐用途、写写报告，还不是学习的主要工具。还记得，大一那年，互联网仍处于雏形的年代；到了大三，南大校园开始联网，教授开始把上课用的讲义上载到校园的服务器。不过，电脑在学习上的应用，仅此而已。

如今，几乎每个学生人手一台笔记本电脑，整个校园覆盖了一层层肉眼看不见的网络，随处可以联网。校园里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学生在使用笔记本电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在李伟南图书馆看到的一幕。图书馆二楼新增了许多小隔间，隔间里有投影机，学生们把电脑接上投影机，就可以把作业投影出来一起讨论。12年前还没这样的学习方式。

报章、唱片行、电影院⋯⋯几乎各行各业都已感受到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冲击。这一阵子有好几家书局抵受不了本地极度低迷的书市而结束营业。互联网的出现确实已经改变了许多人的习惯，包括阅报、看书、购物的习惯。

我自己何尝不是越来越喜欢上网购书。购买课本，我可以到网上书局价比三家。而且有些课本，本地书局没有存货，它们也得向书商订货，我还是必须等上两三个星期。上网买书是最方便的。

乔布斯的传记在正式出版前，我就在网上预购了。传记最近出版后，比较了本地书局和网上书局的价钱，结果是网上邮购比较便宜。唯一“遗憾”的是，我在传记面市约两个星期后才收到书。

互联网被称为“破坏性科技”（disruptive technology），盖因它能突破现有的游戏规则，让市场不再掌控消费习惯。世界各地的传统媒体已在积极应对新媒体；亚马逊之类的购书网站如雨后春笋，但显然很多书局没有意识到自己已是肉在砧板上。越来越多人在虚拟商店买衣服饰品，乌节路的服饰店迟早被互联网之火波及。

说回校园。这个课程每个星期得阅读很多的书本章节和期刊文章。我们分工合作，其中一人扫描所有的书本章节，其他人负责上载到服务器，供其他同学下载阅读。杂志期刊就更简单了，直接从图书馆网站下载所需的篇章就可以了。因此，我的一些同学去上课，只要带一台iPad就行了。

我肯定自己不是Z世代的。虽然有些必读书本有电子版，只要有一台电脑在手，随时随处都能阅读，但我还是选择去图书馆书本借出来。那种用滑鼠翻页的感觉，让我无法有“读书”的真实感。还有，虽说在电脑上也可以用彩笔在文章上做标记、划线、做笔记，但不能把一叠的文章拿在手上、随手翻页及跳页，总觉得不能掌握这片文章，读不下去。最终，我还是把所有文章打印出来，买了彩笔，用回12年前的“古老”方法读书。

我没有iPad。或许iPad才能改变我的阅读习惯？

为什么马华不支持旅居海外的马来西亚公民在海外投票的做法？

马华中委余金福（乍看之下，还想为什么新加坡名人余福金会评论马来西亚的事务）日前语出惊人。他说，马华不支持旅居海外的马来西亚人在海外投票的做法，是因为这些“马来西亚公民已经跟国家脱节，无法实际掌握大马的情况和议员的素质”。

他还说，一些长期旅居海外的公民“数年来已跟国家失联，他们甚至不晓得国内发生的事”，大多数旅居海外的大马人“只是从具争议的源头获得信息，而它可能没有反映国内的真正情况”。

他认为，马来西亚的前途应该由留在国内的公民来决定。

我想，马华中委的这一番话到底说出了什么，什么话是没说出口。

很显然，马华担心的是在海外的公民接触到的“不良”资讯。

这些资讯为何不良？在这个一切以互联网挂帅的年头，当人不在自己的祖国时，互联网就是接收资讯的主要管道。互联网上的资讯来源可多的是——传统媒体的新闻网站、新媒体的网站、各种分享user-generated content的社交媒体。理论上，旅居海外的公民若要知道祖国的资讯，可接触的资讯管道，和身在祖国的公民是一样的。两者的唯一差别是，身在海外的公民无法亲身体会祖国的政治与社会环境。

事实上，正因为身不在祖国，公民取得祖国资讯的渠道可能一般比身在祖国的公民更广。

互联网传播的资讯是很容易让在执政者感到头痛的，因为互联网传播的信息多元化，执政者难以审查。

旅居西方国家的马来西亚公民甚至可能因为长期接触西方民主思想，对民主精神的看法肯定和国内选民不一样，这对执政联盟和在野联盟都构成另一股压力。国阵执政超过50年，在人心思变的时代，国阵肯定面对更大的压力。

目前的估计是，旅居海外的马来西亚公民有近百万人，选民人数不容小觑，分分钟成为某个选区的造王者。而且，对于当中一大部分马来西亚人离乡背井的原因，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国阵和马华自然知道这些理由足以让这些选民投反对票。

余先生这番“骇人听闻的谈话”马上引起反弹。净选盟立即反击马华的言论，相信坊间也有不少无法接受的声音。马华大佬蔡细历隔天马上出面消毒，承认余金福的说法“有欠妥当”，澄清马华并不反对海外马来西亚人的投票权。

蔡总淡化余金福的论调，表示马华主要担心技术性问题，包括选委会能否准备800个投票箱给散居世界各地的马来西亚选民投票、候选人的见证人见证投票过程、如何验票等。事实上，国阵也抱有类似的看法。

由此可见，海外选民是执政联盟心头的一根刺。除非执政联盟的支持率回升，否则估计海外选民短期内都无法在驻外使馆投票。虽然高等法庭已准许六名海外选民挑战选委会不允许海外投票的起诉，但估计此案无法赶在下一届大选前审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