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民反稀土的那一天，马来西亚首相纳吉没有先平息群众的怒火，反而出人意料地宣布把国内的泰裔列为土著（Bumiputra）。这样的宣布让土生土长的华裔和印裔（非土著）马来西亚人情何以堪！
在那一场蔡林的“王对王”辩论中，民主行动党党魁林冠英在破题时就提到，两线制不会沦为两种族制，因为马来西亚政治当前就已经是两种族制——土著与非土著，而非巫、华、印的三大种族。
事实上，除了两种族现象，场地彼岸还有两宗教现象——回教与非回教。虽然两种族和两宗教现象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代的分而治之政策，但却是在强人马哈迪治下成形。
英国人早期在马来半岛主要从事香料贸易。在逼迫马来邦苏丹于1874年和1888年签订邦咯条约和彭亨条约后，英国殖民地政府初具雏形。当时的马来半岛因为橡胶业和采锡业发达，而从中国和印度引进了不少苦力，英国人虽然是政府，却面对如何以少数统治多数的挑战，分而治之的概念和政策于是出炉。加上达尔文的演化论在当时的欧洲引起物竞天择的辩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萌芽，为欧洲的殖民政策和白人至上观念提供了合理化的基础。
在被殖民的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殖民者从不经意的在笔记中描绘不同种族之间的差异，逐渐过渡到致力于塑造种族概念，莱佛士、瑞天咸等都留下了不少这样的笔记和著作。
于是，马来人被塑造成只适合农业和渔业的族群，华人适合从商和采锡，印度人留在园丘里。这种刻板印象甚至还存在今天的社会里。
殖民地政府为了便于管理，从1871年开始进行人口普查，三大种族的概念便是从这样的人口普查开始定形的。每一个种族有各自的首领，方便殖民地政府掌控。
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不断发展和延续，后期甚至培养了一批批不同种族的精英分子。三大种族后来成了种族政党、马来亚独立、马来西亚成立的基石。
种族政治是殖民统治和当时冷战大环境的必然结果。英属马来亚争取独立时，美苏刚开始冷战。马来半岛曾出现过非种族的政党，但因为左倾而被殖民地政府剿清。有了殖民地政府的保送，保守和亲西方的种族政党顺理成章取得独立后的统治权。
种族政治的最大问题是必须按照种族比例分配利益。追根究底，政治就是搞利益再分配，只要为政者能够做到大部分选民接受的公平，当选就不是问题。
然而，从一开始便有实施缺陷的新经济政策和马哈迪的强人政治，却让利益分配变得越来越不公平。这种利益分配在实行50多年后的今天，即便不是病入膏肓，药石无灵，也肯定是痼疾难治。
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经济发展势头受阻，经济蛋糕越做越小，各种顽疾暴露无遗。这么多年来，种族间的鸿沟并没有被新经济政策填平。兴权会、土权组织等的出现，只是正式宣告种族政治与政策的失败。
巫统和回教党（现称伊斯兰党）的竞争，则是促使马来西亚越来越回教化——两宗教化的主要因素。1974年回教党加入国阵之后，以安华等人为首的学生运动崛起成为最大的反对派。回教党虽然后来退出国阵，但在选民心中的信誉已受到打击。回教党原本期待安华加入，能带领回教党走出颓势，不料安华被马哈迪成功拉拢，让回教党大受打击。
1979年伊朗回教革命带动世界各地的回教化运动，救了回教党一命。在党主席尤索拉哇（Yusof
Rawa）领导下，回教党趁回教化运动之势而起，同马哈迪抢夺道德制高点和回教话语权。回教党和马哈迪竞争的结果，就是马来西亚越来越回教化，如今连情人节也成了执政阵线与反对阵线的角力场。
有学者就指出，回教化的结果是宗教机构涌现，进而掌控了回教徒的许多人身自由；相比之下，非回教徒的信仰自由却没有很大的变化。
强人政治在2003年结束，松了一口气的选民在2004年给予好好先生阿都拉莫大的支持，算是对强人下台的一种表态，却让巫统表错情，误以为自己不再需要马华和国大党。四年的一党独大不仅让国阵在2008年大输，也造就了两线制的雏形。
然而，两种族和两宗教现象已是根深蒂固，甚至到了难以逆转的地步。要纠正这历史的错，恐怕不是一代人力所能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