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杨荣文的一席话

我昨晚在杨荣文等人的群众大会。

不容否认，杨荣文是一个有深度、懂得思想、能提出方向的领导人。

他发出的呼吁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意味，而且说不定还能在个人事业上更上一层楼，因为我听到台下响起“New PAP”的呼声，还有声音不大不小的“DPM George Yeo”。

不过，我依稀记得，2006年大选的最后一夜群众大会上，好像也发出了类似的声音——承诺更好的聆听人民心声。

然而，似乎每五年才能让这个政党作出一次这样的口头承诺。

这一次的差别在于，他提出了这个政党必须转型的呼吁。

虽然我认同杨荣文的说法，执政党的转型只能由选票来加以推动；但我相信，惟有把票投向反对党，才能让执政党更快醒悟，真正迈开转型的步伐。

6元一泡尿

日前到圣淘沙云顶世界接远道而来的朋友。事前沟通错误，以为朋友住在乌节路的酒店，最后才发现原来是云顶世界的酒店。去到圣淘沙，我在路上已经兜了45分钟，实在人有三急，不得已把车子停入停车场，赶快找厕所去。

云顶世界的厕所也实在有够难找的。最后终于找到，解放了，寻捷径到停车场，离开停车场，停车费6元。哇噻，虽然厕所不收费，但这一泡尿还花了6元，比我上次在KL Pavilion的5令吉上好几趟厕所还要贵。

新加坡的停车场的费用实在不便宜，尤其是在到过马来西亚停车之后，这种感觉更是强烈。

第一次到Marina Bay Sands，停车两个多小时，给了18元，吓到！此后再也没把车子停在The Sands。

在马来西亚，停车费最贵的应该是KLCC，但最多也只付过4令吉吧！

自己的选择，不能怨。

猫杀手

几天前，在家里收到一张传单，是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悬赏捉拿杀死一只野猫的凶手。

噢，这个邻里竟然也出现了野猫杀手。根据传单，凶手勒死了一只猫，然后把缠在颈项的绳子绑在一根水管上，野猫就这么卧尸水管旁。

再仔细看看，这只野猫经常在大牌205楼下溜达的，皮毛灰白相间，模样相当可爱健康，我每次经过都会跟它“喵喵”打招呼的。噢，原来是一个“老友”被人谋杀了。一想到以后走在大牌205，再也看不到这只猫，心里就有点可惜的感觉。

怎么有人能够这么残忍？

我以前不是特别喜欢猫，但是几年前同屋的室友养了两只波斯猫，煞是可爱。一只全白、雌性，性格就是有点架子的感觉，叫“乖乖”；另一只是褐色皮毛的、雄性，挺调皮的，活泼爱玩，叫“狗狗”。虽然它们有时很脏，例如大便黏在屁股的毛就跑到我的房间来、又或者在我的床底下留下一块屎、每个星期吐一次毛等，但除却这些缺点，它们其实很可爱，很懂得人的心意。

后来我搬走了，偶尔还是会设法打探乖乖和狗狗的消息。最近连消息来源也不知道它们的去向了，因为它们的主人已经离开新加坡了。不过，总算知道狗狗和乖乖生下了很多后代，它们的可爱、优雅、活泼的基因有了“传猫”。

这个邻里有很多野猫，夜里下班走在路上，可以看到爱猫之人给野猫送食。这些野猫知道用餐时间，时间一到，就会聚集在即将有食物出现的角落。它们不太会吵，也不会发出所谓的“叫春声”，因为绝大部分已经做了绝育手术。不过，偶尔还是会看到一两只耳朵没有被剪掉一个角的野猫，在那里互相叫嚣。

家楼下有一只野猫，像是有缺陷的样子，可能是太过近亲繁殖的结果吧！这只猫无法正常的走路，它不跛，就是无法好好的走路。它趴在地上时，总是一直前腿折过一边，搭在另一只前腿上，怪舒适写意的样子。它和其他野猫不一样，它不怕人，有人在它身边走过，它看也不看一眼。大部分的野猫一看见人，总是会兜着走。

我家那一层楼，来过一只戴着项圈的褐猫，是一只很聪明的猫。它懂得跳过隔壁邻居的铁门，把铁门和木门之间的狭窄空间当作它的家。这只猫不知从何而来，虽然戴着项圈，却从来没有人来寻它。我看它有时饿得昏，就买些猫粮请它吃，它当然就更加不走了。试过把它抓到楼下，电梯门一打开，它就一支箭般的冲到楼梯，再冲上楼回到10楼。速度比我搭电梯上楼还快。

隔壁屋主不住那里，所以褐猫住了一阵子，直到被严重怕猫的屋主发现。屋主又是水，又是醋，想方设法把它赶走，就是赶不走。

终于有一天，我回到就再也看不到它。有邻居说，好像是被市镇会抓去了。

猫是挺有灵性的动物。怎么有人能够下得了手？杀一只有灵性的动物，岂不是像杀人吗？

用英语教华文？？？

一直觉得很奇怪，新加坡的华文教育改革，怎么越改越不像话。

我没在新加坡接受过12年的基本教育，我的中文教育并非启蒙于新加坡，所以我自认无法对新加坡的华文教育作出什么批评和有建树的建议。

不过，最近政界人士对华文教育的抱负、报馆对华文教改的支持，让我想到他们是不是矫枉过正，对学生是不是拔苗助长。

有一个新加坡朋友，志兴，我记得刚认识他的时候，知道他能背诵一些古文（印象中好像是白居易的琵琶行），当时是相当的吃惊，因为他是当时唯一一个中文水平相当高的新加坡朋友。

出来社会工作后，听到的华文教育改革，是逐渐弃难从简，只学拼音不学写字，甚至到未来的可能以英语教华文。说实在，这真让人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到底这些政策是什么人拟订的？是真正的华文教育专家，还是一群为了提高全国平均及格分数的官僚？

以前我们学马来文、学英文的时候，有哪一个老师不是强调在课堂上只准讲马来话、说英语的。高中的时候，学校来了一位印裔女老师教英文，课堂上再也无法用华语发问不明白的地方，老师也只能用英语教导、讲解，学生被逼听英语。高中毕业时该有的英文水平，就是这样逼出来的。

大学工业实习的时候，一个上司是不会华文华语的印尼人，另一个上司是德国人，英语再次被逼上来。

真不敢想像，政府以后“准许”以英语教华文，下一代学生还能学到什么样的华文。

当然，如果目标只是培养会讲华语的下一代，这不难。然而，如果只是会讲，却没有丰富的中华文化和历史作内涵，就等于虚有其表。和真正懂华文的人对谈时，马上就会被人揭穿原来只是个华文空壳子。

论华文教育的成功，马来西亚肯定是大陆和台湾以外最杰出的地方。大陆和台湾环境跟新加坡不一样，所以新加坡教育部不到大陆和台湾考察，情有可原。然而，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却是值得新加坡学习的。

马来西亚独中教育强调中文，所以能够培养出一批批优秀中文人。虽然国中不重视华文教育，但每年国中还是出产不少中文水平不输给独中生的毕业生。《星洲日报》的编辑领导层绝大部分都不是独中子弟。

这些经验是值得新加坡参考的。

谈新加坡吃的……

最近一直想写一些有关吃在新加坡的感受，上周末到“聚聚”聚餐，终于有了动力。

话说很久没看见前同事兼好友LJ和PL，就和PB约了她们到Paradiz Centre的聚聚火锅店。一踏进火锅店，感受就有点不一样。店面说大不大，大概有十二张大桌子，可以容纳四十多人。当时午餐时间还没到，食客不多。我拎着一把雨伞，找不到可以安置雨伞的地方，正彷徨之际，一个服务员现身，主动帮我把伞收好。

点菜的时候，经理是挺有耐心的解释。火锅开火但食物还没来之前，不断在各桌间穿梭的服务员会留意到火势会不会太大，会顺手帮我们把火调小。吃到半晌，汤少了，服务员自动添加汤水，不必等我们呼叫。大概因为有些食物得用手吃，所以服务员递来包装湿纸巾时，就先把包装打开了，方便我们在需要时容易拿到湿纸巾来使用。我因为得先离开，所以叫服务员先上我的甜点，服务员准确办到，并没有把其他三位朋友的添点也端来。我站起来要离开时，帮我收伞的服务员马上提醒我拿伞，另一个服务员则已走到门口旁，把伞递给我了。

噢，真的不得不赞赏这家火锅馆的服务素质。在新加坡，这种服务素质确实很少见。比较常见的是，就算服务素质好，但总觉得那不是出自内心的。特别是那种能注意到顾客在细节处需要的服务，很难在日本以外的国家体验得到。

更重要的是，这家火锅店的食物新鲜好吃，加强也相对便宜，每人才$19.90。

说到食物和价钱，就不得不投诉老曾记和南大Canteen B的那档珍珠奶茶。

不久前在大巴窑老曾记买很好吃的咖哩鸡和面包。一个大面包配以和咖哩鸡，够我和妻两人吃一餐。哪里知道，老曾记不知从何时起，面包已经缩水到不像样了，只有以前大面包的一半。

我问服务员为什么面包缩水成这样？

她却回答我说，因为公司换了另一家糕饼店烘焙面包，所以面包缩小了。

这种理由能成立吗？既然老曾记你的面包是由其他业者供应的，那如果你是对顾客有诚意的，总该维持面包的大小吧？你这是给生意其他业者，你可是能够设定条件的。现在面包缩水了，对消费者来说，你的这种做法是变相起价。

更重要的是，老曾记的食物似乎在退步，已经没以前那么好吃了。

至于南大Canteen B那档珍珠奶茶，贵死了！一杯标准大小的奶茶，竟然要价$1.70。大巴窑一家珍珠奶茶小店尚且能一杯只卖$1.00，为何以学生为顾客对象的校园档口要卖$1.70一杯？现在的校园里也引进很多购物中心才有的餐馆，它们的价位都比外头低，最大的原因就是要吸引还没有经济能力的学生消费。那档珍珠奶茶怎么反其道而行，价钱比外头还贵70%？

希望南大学生不要继续被砍了。

这就是新加坡卖吃这一行的问题。大家都在卖同样的东西，同一种食物的味道都一样，没多少家能变化。在不然就是无法坚持原有的品质，渐渐地就褪色了。

长途巴士公司在搞什么？

上两次回吉隆坡，我都是乘搭飞机从樟宜机场到KLIA，然后搭RM8的巴士到KL Sentral，再从KL Sentral搭轻铁回家。

第一次是坐虎航，单程机票好像是S$40，比搭巴士贵一点。第二次搭亚航，来回才S$40，加上来往于LCCT和KL Sentral的两程巴士车票，会比搭巴士还便宜。

我想，我已被廉价航空“征服”，未来只要票价合理，我应该都会搭飞机回吉隆坡。毕竟确实能节省一点时间，人也不会这么累。

有这种想法的人应该不止我一个吧？

我却很奇怪为什么长途巴士公司不长进，面对廉价航空带来的激烈竞争，服务素质却没见提升。今天《新明日报》有一则新闻：一群新加坡游客买了阿里山快车去云顶的豪华巴士车票，结果车坏没通知游客，游客在Golden Mile等了3小时，巴士才来。巴士却只把游客载到吉隆坡某油站，然后游客得转乘van车上云顶。游客原本一心想搭豪华巴士舒舒服服上云顶，现在却落得逃难似的经验。长途巴士车公司还一副“要投诉就去投诉”的态度，还怎么竞争？

新加坡这边的长途巴士公司的经营模式很奇怪。你们说没有自己的巴士车队，巴士都是来自马来西亚那边的公司，所以你们无法控制那边的巴士和司机的素质。这种模式让人很心惊，搭客不知道你们的服务究竟值不值得信赖。如果真的是无法控制巴士和司机的素质，面对廉航竞争还不愿去设法提升，那还是请你们赶快关门大吉吧。免得以后有朝一日有高速火车行驶于新隆之间，你们死得更难看。

爱国

这是一个很高难度的题目。

怎么才是爱国？在国庆日那一刻，“勇敢”地在地铁列车座位上站起来宣读信约是爱国吗？海军要去亚丁湾抓海盗时，“勇敢”地站出来说“我也要去”是爱国吗？当外国朋友批评国家时，“勇敢”地开口辩护时爱国吗？

我想，我是一个典型的东方人——爱，不宣之于口。就连对父母兄妹的爱，也从不曾说过，就更别说对国家的爱了。但是，我觉得我对国家的责之切，却是我对国家爱之深的表达。

为什么要鼓励大家在那一刻一起宣读信约？这种由上至下的“鼓励”，究竟是“鼓励”，还是“压力”？

当上司强调这是自愿性质时，是否意味着不和大家一起宣读信约，爱国心就比较低呢？

无言……

困电梯

新加坡有很多高楼大厦，搭电梯是每天都会做的事。以前在马国生活时，从不曾这么频密地搭电梯，所以有时搭电梯，内心总会有被困电梯的一丁点恐惧。直到来新加坡生活一段时间，每天与电梯为伍之后，这种恐惧感才消失。

住家那栋楼的电梯也有一些问题。人在一楼等候时，它下到一楼却不开门，径自上到三楼再下来，然后门才能打开。还好人在里头的时候，从不曾被困。

新加坡很少传出被困电梯或电梯坠下的新闻，应该是因为电梯保养都做得不错。几年前发生过酒店客户被困电梯、电梯直冲上楼的事件。事情发生在一家市中心的酒店，一个洋人客户受困，电梯从2楼冲上22楼，洋人受了伤，酒店赔偿了事。后来也是一次电梯冲上37楼的事情，发生在牛车水某旧公寓。

新加坡的电梯几乎都写着求救热线号码，所以我经常想，只要随身带着手机，大概就不怕被困太久。不过，今天却读到《金融时报》一篇文章，作者竟然在工作场所的电梯里受困41一个小时，而且人生也因此出现了大转折。

一部电梯卡住了我的人生

讲述者：尼克•怀特(Nick White)

采访者：英国《金融时报》萨拉•杜吉德（Sarah Duguid） 2009-03-13

我 的办公室位于纽约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的麦格劳-希尔大厦（McGraw-Hill building）。一个周五的晚上，我正在加班，中途离开大厦去抽了颗烟，然后回头走进大楼，走过正在擦拭大理石地面的家伙（15年来从未换过人），走 进电梯，按下43层的按钮。

电梯上升途中，我感觉到一阵晃动；灯光暗了片刻。过了一会儿，我意识到电梯停住了，于是按响了紧急警铃。我气坏了，因为我的截稿时间快到了。当时我 是《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杂志的出版经理，必须让杂志按时出来。我等待有人回应，可是没有人。于是我再次按下按钮。我想大声喊叫，但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我不想大惊小怪， 所以只是任凭铃声响个不停，然后等待着。

但还是没有人。当时是周末，只有很少人还在工作，而且大楼里一共有32台电梯。万一在周一早上之前都没有人发现我该怎么办？我试着摆脱这种想法，但随着警铃不断响起，无人应答的时间越长，我脑海中横尸电梯的画面就越是挥之不去。

我开始撬门，想看看能不能出去。但当我把电梯门扳开时，只看到了水泥墙面——电梯井道的墙面。这反而让我的受困和受挫感更强了。我沿着电梯的内壁向上攀爬想去敲开天花板上的活板门。我知道离开电梯会很危险，但已经顾不得了。可是，活板门上了锁。

我躺在地板上，完全绝望。慢慢死去的想法将我吞噬。我只剩下几根香烟，也没有吃的和喝的。我试着睡觉。当我转身侧卧时，注意到电梯的地毯上有零星的 指甲、皮肤碎屑和头发。我觉得很奇怪，在乘电梯那么短暂的时间里，人们身上怎么会抖落下这么多东西。我暗自下定决心，如果我能最终逃出电梯，一定要请上一 两天假，好好享受一下。

几个小时过去了。然后是更漫长的几个小时。我完全丧失了时间概念。突然，对讲机中传来一个声音：“有人在里面吗？”我跳起身来大声叫道：“该死的， 赶紧把我从这里面弄出去。”四十分钟后，一点预兆也没有，我感觉到一阵气流，同时电梯开始移动。电梯门打开了，我像软木塞一样蹦出电梯。我向电梯机械师询 问时间。“下午4点，”他说，“星期天”。我在电梯里待了41个小时。

第二天早上，记者包围了我的公寓。我所说的只言片语都出现在报纸上。《商业周刊》的公关主管问我要不要住到酒店，直到风暴平息。接着，不可避免的， 律师们开始给我打电话，抛出一个又一个数字。有人声称能够拿到2500万美元作为惩罚性损害赔偿费，并建议我不要工作了。因此，我不再工作，开始了这种梦 一样的生活。我失业了，但却开始考虑购买200万、300万美元的公寓。

我和其中一名律师签了约。2004年，也就是电梯故障发生5年之后，我们上了法庭。我不喜欢站在证人席上的感觉——内心非常恐惧。我没有钱、没有工 作、没有未来，全指望着巨额的赔付。最后，我们达成了庭外和解。我不能透露数额，但是感觉那是像样的一笔钱。我将将拿到了六位数。

一切鲜活的生命都害怕陷入困境。在那台电梯里，我真的感到恐惧。但是我犯了个错误：延长了自己受困的时间。过去我的生活状态很好，但那以我开始寻求 巨额赔付，这毁了一切。十年来我没有工作，也一直没有结婚。我走进电梯时过的是一种生活，走出来的时候，却步入了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生活。但是，毁掉我生活 的并不是那部电梯，而是我自己。

译者/管婧

换Logo

傍晚离开公司去用晚餐时，发现工人在换公司徽标。

这个徽标应该是去年经济大好，一切风生水起的时候冒起的做法。公司还请大家参加设计比赛，当然我这种不懂设计的人是没参加。忘了这个徽标最后是怎么来的，印象中，公司企业通讯部门好像发了个电邮给大家，解释新徽标的意义。

换徽标是好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同旧时代划下逗号的象征。几年前换大老板，旧时代的包袱似乎终于被丢掉了，企业文化也开始出现变化，公司对新投资所愿冒的风险似乎也更大了。

不过，不凑巧的是，今年遇上经济衰退，几天前才刚宣布削减薪金，还有人在汇报会上问起了更换徽标所花的钱。意思浅浅，当然是希望公司解释这笔钱没有影响到公司利润和员工福利。

其实，今年大家领到花红，还是工作近10年来最多的一次，可见去年公司业绩有多么好。只不过，没想到风水轮流转，领了花红不到三个月，情况急转直下。正如一些人所说的，领的花红有一部分要吐出来了。

薪水少了4%，心情好像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可能是因为对时局的无力感，所以抱着能怎样的心情。形势好的时候没能离开转换跑道，形势不好就只能坐困围城，接受任何安排。

傍晚6点多才来大阵仗安装外墙上的徽标，会不会太迟了一点啊？公司里里外外还有大大小小的徽标，今晚能换得完吗？

一个下班的同事问说：“不知道换徽标有没有看过风水，选好日子和时间？”华人很相信风水，香港人就特别倚重风水。新加坡表面上看不出注重风水，但暗地里很多人都相信风水，滨海湾金沙就是按足风水之说来设计的。政治人物当中也有相信风水之人。听说，当年建造地铁网络会破坏龙脉，所以必须在全岛各地安置八卦，于是政府就推出了有八角形图案的一元硬币，八卦就这么到了全国每一个角落。

可是，公司的大老板似乎不是相信风水之人。但那个同事就说：“很难说的，很多政治人物都相信风水的。”

Hmmm，或许是看过了风水，傍晚6点是吉时。今天是农历二月十九观音诞，是好日子，宜祈福、求嗣、開光、塑繪、齋醮、訂盟、納采、嫁娶、拆卸、安床、入宅、安香、移柩、修墳、安葬、謝土、栽種、解除、冠笄、裁衣、移徙、修造、動土、豎柱、放水、啟鑽、立碑……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畸形交缠

我们这些在媒体界工作的人，因为种种原因，例如想要兼并这“新旧两代”声音的政治正确报道，所以有时不得不恳求那些生活在虚拟世界里的人，针对一些课题发表看法。例如今天看到jialat.com网站的帖子。

我是这个网站的忠实读者。我和很多人一样，喜欢听看一些八卦小道消息，而这个网站确实蛮有娱乐性的。MyPaper这位同事大概也有留意这个网站，所以这次做专题，就找上了这个网站的网主。无奈，网主不领情，还把记者发给他的电邮贴上自己的博客，干脆来个“公开”拒绝受访，还引用舆论常说的“faceless online bacteria”自我调侃。

我不想得罪这位网主，但我不得不思考究竟网主是持什么样的心态。他是不是想表达，“传统媒体”要访问他，显示连“传统媒体”也注意到他？否则他不会在自己的博客公开拒绝记者的电邮访问要求。他是不是在意舆论所说的“faceless online bacteria”？否则他不必这么自我调侃。

其实，如果有注意一些博客，可以发现一些网主对于自己出现在报章上相当“兴奋”，会在他们的博客上宣传一番。很显然地，不论是在虚拟世界或现实世界，人们对于自己能够上电视或上报，都是会兴奋的，因为电视和报纸毕竟还有它们的公信力。能在电视上或报章上曝光，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肯定（我当然不是指杀人放火那种犯罪的事）。

说到这里，我只是想表达，上面那位网主实在不须要以这种方式回拒记者的要求。这种做法，就好比把对方想访问你的来信，贴在家门口，再写上“不愿受访”。这并非互相尊重的应对方式。

如果我有两头牛……

A tale for the year of the ox:

-- Got two cows --

TRADITIONAL CORPORATION
You have two cows.
You sell one and buy a bull.
Your herd multiplies and the economy grows.
You sell them and retire on the income.


AN AMERICAN CORPORATION
You have two cows.
You sell one and force the other to produce the milk of four cows.
You are surprised when the cow drops dead.


A FRENCH CORPORATION
You have two cows.
You go on strike because you want three cows.


A JAPANESE CORPORATION
You have two cows.
You redesign them so they are one-tenth the size of an ordinary cow and produce twenty times the milk.
You then create clever cow cartoon images called 'Cowkimon' and market them World-Wide.


A GERMAN CORPORATION
You have two cows.
You re-engineer them so they live for 100 years, eat once a month, and milk themselves.


A BRITISH CORPORATION
You have two cows.
Both are mad.


AN ITALIAN CORPORATION
You have two cows, but you don't know where they are.
You break for lunch..


A SWISS CORPORATION
You have 5,000 cows and none of which belong to you.
You charge others for storing them.


A CHINESE CORPORATION
You have two cows.
You have 300 people milking them..
You claim full employment and high bovine productivity.
You have the newsman who reported on the numbers arrested.


AN INDIAN CORPORATION
You have two cows.
You worship them.


A MALAYSIAN CORPORATION
You have two cows.
You signed a 40-year contract to supply milk at RM0.06 per litre.
Then midway through, you raised the price to RM0.60 or you cut the supply.
When the buyer agrees to the new price, you change your mind again and now want RM1.20.
The buyer decided you can keep the milk and they go look for milk that comes from recycled cows or the cow urine instead.
Your two cows retire together with the Prime Minister.


And last but not least,

A SINGAPOREAN CORPORATION
You have two cows.
One cow-peh and one cow-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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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日报》
牛年牛文化 -- 郑丁贤


对於不同的人，牛有不同的价值；反映文化的差別。

有一个牛笑话，活灵活现。我稍加改编，从牛观人，怎么用牛，就有怎么样的国家和民族。

美国人，有两头母牛，卖掉其中一头，换一头公牛。母牛和公牛交配，牛族繁衍增加；农夫赚到钱，掉早退休。

中国人，有两头母牛，卖掉一头，强迫剩下的一头生產4只母牛的奶；母牛累死，农夫饿死。

德国人，有两头母牛，对它们进行体能训练，每天生產双倍牛奶，可以活100年，还可以自行用脚挤奶。

日本人，有两头母牛，进行基因改造，使它们的体型只有10分之1，但可以生產10倍牛奶，还可以变成卡通牛，名叫Kowkimon。

法国人，有两头母牛，没有人挤奶，因为大家都在罢工，要求政府给三头牛。

英国人，有两头母牛，都是疯牛。

俄罗斯人，有两头母牛，算一算，变成4头，喝一口伏特加，再算一次，变成8头。

马来西亚人（一），有两头母牛，有200个人在挤奶；政府的报告说：“大马没有人失业。”

马来西亚人（二），有两头母牛，拉到国会大厦宰了，议员们分而食之。

A议员边吃边说：“两只牛不够，下次至少要宰4只。”

B议员说：“本地牛不够嫩，下次要进口澳洲小牛，或是神户牛。”

C议员说：“煮咖哩牛肉不够入味，下次记得要煮冷当牛肉。”

印度人最好，有两头母牛，都是圣牛，拿来崇拜。

年初三——扫穷日、噪音日

原来年初三是扫穷日，也就是说，今天要把贫穷扫除家门。好，那今天要去买多多，把贫穷扫除家门。

休息了四天，过了两天平静的大年初一和年初二，今天一切似乎都要回复平日作息了。一大早最先开始恢复的，就是打开门收到今天的报纸。虽然报纸很薄、没什么东西看，但过了两天没报纸的日子，妻形容没看报纸不知道怎么开始一天的生活。

接下来就是对面组屋的电梯翻新工人回来上班了，一大早七点钟就听到“雪糕车”的声音（最近刚看了《Borat》，所以我们把这个声音形容为Borat的雪糕车），大概是载工人来上班的罗里来了。

说实在，新加坡的环境噪音问题，确实无法获得很好的控制。电梯翻新工程的噪音，让我特别珍惜过去两天。今天一大早的宁谧之幕，仿佛被工程升降机、敲敲打打的声音划破、敲破了。记得我年前曾做过一个噪音、隔音专题，不少受访的承包商都形容，噪音控制“是他们最后兼顾的事务”，如果工程赶不完，噪音问题就顾不了了，因为拖延罚款对他们来说是不必要的开销。政府虽然有好的噪音管制条例，但不见得有很好的实施和管制。

还有就是隔音问题。就像隔壁家两母女，每天从早上起床就吵到晚上上床，已经成了我们的报时器。姑且不论她们如何维系母女感情，单单是为何小女孩不惧怕被骂、被打，就是一个我一直想不透的问题了。没错，隔壁母女不是老妈妈和青少年叛逆女儿，而是年轻单亲妈妈和小学生女儿。早上上学前就开始打骂，中午是婆婆打骂孙女，傍晚又是一轮妈妈喊打喊杀。回想当年年纪小，只被父母严厉打骂一次，就怕了，没有第二次了。怎么现在的小孩……

回到电梯翻新，其实追根究底，可以说是建屋发展局的错吗？当年基于人们喜欢隐私，所以设计“无走廊分隔式组屋”（segmented block），造就了今天可以利用为政治资源的电梯翻新工程。不理解的是，当时作为有三十多年经验的建屋专家机构，为何会顺应大众潮流，设计出这种不合各个时代的建筑物？如果当局宣称很早以前便开始拥抱sustainable这个概念，为何设计出这种“无走廊分隔式”的non-sustainable组屋？现在受罪的不仅是屋主，还有这些组屋附近的居民。

五个小时后，就是我到公司上班的时间了……

祝大家“牛”气冲天

今年是居住新加坡这么多年后，第一次没有回家乡过农历新年。

早前因为迟了去买车票，所以已经买不到比较便宜的票了，贵的、S$90甚至更贵的可能买得到，但我和妻都不想再花这么多钱、把钞票塞进这些趁农历新年大赚一笔的巴士车商。

其实，年纪越大，越感受不到农历新年的气氛。回家过年，其实也挺闷的，应该回家的理由，是看一看父母，毕竟父母年纪都大了。所以这一次不回家，过年后要回了。

第一次留在新加坡过年，算是见识到人们怎么度过年二十九和除夕。超级市场和巴刹都挤满了最后一分钟买年货的人。超级市场小，买年货的气氛怎么都比不上马来西亚的霸级市场。马来西亚的霸级市场里，年货堆得高高的，人也多，买气实在旺。年除夕，楼下的铺子上午还有营业，到了下午就纷纷开始收业过年。附近一家购物中心，里面不少铺子都没开了。基本上，年初一大家都不开店了，看样子，大概只有麦当劳、肯德基还有营业。

虽然没请假回乡，但凑巧周休在报业假期前后，所以有四天休息。

在新加坡的第一个农历年，祝各位朋友春节快乐、未来的一年牛气冲天。

苦主，市镇理事会，政府……

前两天在《海峡时报》看到不少读者投书大骂投资亏钱的市镇理事会。

其实，究竟新加坡在这次全球金融风暴中受伤多重？可能只有内阁才清楚知道，一般人不知道，但心里有数。眼看银行裁员，淡马锡要减薪，连GLC都受了重伤。只是，新加坡没有机制要它们公开，一般人终其一生都不会知道。

金融枢纽，好的时候真的很好，但是一个风暴来，打喷嚏伤风感冒甚至肺炎都不是不可能。看冰岛，金融业让它迅速发展富裕起来，金融风暴却也让它掉到谷底，子子孙孙都要赔钱。金融的高风险就在于，产品都是些白纸黑字，没有实质的商品（real commodity）。再加上华尔街的天才们把这些白纸黑字进一步转变成各种各样的衍生品，转手再转手，每转一手就赚一笔、膨胀一点。事实上这也是一种泡沫，是金融泡沫化。

财富这回事很有趣。一个人一辈子可以赚多少钱，几乎是固定的。利用劳力赚来的钱，少一点，但可能真实一点；利用脑力赚来的钱，多一些，但可能虚假一点，更多的是账面上的数目字。

仔细想想，靠劳力赚不到什么钱，靠账面数字比较容易赚钱。

The Diminishing Memory

今天快转看完阿里借我的《悄逝的记忆 》（The Diminishing Memory）。

可能最近看比较多NatGeo和Discovery的HD节目，所以一看到《悄》，就不是很看得下去。拍摄手法、剪接方式、旁述等，都相当粗糙。可能是我太过挑剔吧！哈哈，这部纪录片可得过澳洲某个电影新人奖的“最佳大专学府纪录片奖”。

我也有过类似导演翁燕萍的经历。

我家在八打灵再也（Petaling Jaya），但我是在吉隆坡出生的，3岁以前跟父母一起住在祖父家。祖父家在吉隆坡蕉赖的非法木屋区。

住在祖父家的那3年，我已经没什么印象。不过，小时候还是每个星期固定回祖父家。祖父家是一间单层锌板屋顶木屋，有个很大的院子。印象中，厨房特大，有个天井，很小的小孩子好像都是在天井冲凉的。每逢农历新年，大人就喜欢在厨房坐着聊天。吃饭的时候，总是开两大桌，但还是不够坐，所以人们得分好几轮吃。客厅是青少年堂表兄弟姐妹看电视的地方，小孩子得我们就在屋外玩。

院子前面是地毯草铺成的草地，很舒服。哈哈，我们PJ家前院草地的草，也是源自这里的。后面有鸡寮，养了很多鸡和两只鹅，所以我小时候就知道鹅会欺负人，还会追着人咬。后院还有口井、一棵红毛丹树。对PJ长大的孩子来说，水井是很少见的。不过，祖父家在我出生前就有自来水，所以水井已经没有使用了，但是水井上面只是盖了铁丝网，所以我总是很好奇地想看井水映照的影子，也很好奇为什么下面有水。还有那棵红毛丹树，也有很多回忆。记得每次农历新年的时候，和我年龄相近的一群堂表兄弟姐妹，总是喜欢撑起长长的竹竿钩红毛丹。我们也喜欢爬红毛丹树，可惜红毛丹树很多火蚁，所以我终究没有练成爬树技巧。院子里还有一棵沙梨树。沙梨是一种青色的果子，大概人参果大小，但是果肉很酸。记得母亲喜欢将果肉蘸了辣椒酱吃。小时候的我只是喜欢摘沙梨。

农历新年的时候，除了钩红毛丹、一班同辈们玩“抓抓”，另一个最爱玩的游戏，就是放冲天炮和放鞭炮。那时候，最low class、最便宜的冲天炮好像是叫“月旅行”。“月旅行”飞不高，在空中爆开时的声音不是很响，而且很多时候是哑炮。因为是木屋区，所以大人不让我们玩冲天炮，我们就把冲天炮水平放在地面，向着某个没有木屋的地方燃放。再不然，就是在沟渠里放冲天炮。放鞭炮，是把一整串的鞭炮拆散，一粒粒地放，右小手拿着鞭炮，左小手拿着一支香，点着了马上丢。印象中，某个堂表兄弟姐妹曾把鞭炮丢到我脚上。

听父亲说，那间木屋也是祖父亲手搭建的。还有，水井也是祖父亲手挖的。非法木屋区很多户人家都有水井，都是村子里大家互相帮助挖出来的。住在木屋时，入夜会有“小强”乱飞，曾经有一只钻入父亲的短裤里，父亲情急之下只好用手连裤带小强一起抓住。我想，我没办法在这种木屋睡觉。:-)

我应该还是小学生的时候吧，政府宣布非法木屋区赶拆。政府准备在附近建组屋，组屋建成之前，先在附近建一排排的木屋安顿非法屋居民，这些“合法”木屋叫做“长屋”。跟祖父同住的伯父和叔叔各被分配到一间，其中一个同住一条村的姑妈也被分配到一间，祖父和祖母跟叔叔住。这些木屋小极了，没有院子，厨房连转身的空间都没有，只有两间小卧房。

其实，祖父在非法木屋时就已瞎了眼（据说是喝酒喝瞎的，现在想起来，应该是白内障吧），所以也看不到“合法”木屋是什么样子。还记得，搬离非法木屋的那一天，瞎了眼的祖父说什么都不肯动身，一直赖在他平日坐着的躺椅上。白白的眼球红了，眼眶里是一直打转但流不出来的泪水。姑妈们和姑姑们都陪着流泪，到后来，是父亲和伯父软硬兼施，把祖父架上车。

搬走之后，我们都没再回过非法木屋区。政府很快就把整个区围起来，后来拆掉木屋，建了脚踏车赛馆。

“合法”木屋区大概有15年历史吧！祖父祖母都在那里过世，他们都没有机会住进政府组屋里，政府在很多年以后才建好组屋。

写到这里，禁不住非常怀念和我感情特别好的祖母……

国籍

回到家，看到今天的《星洲日报》，柔南区采访主任林明华的专栏“人拼经济，我拼政治”。

文末提到新加坡吸引很多马来西亚年轻人到那里深造，毕业之后工作，多年之后就成为新加坡公民。

事实大半如此。即使不成为公民，一定会成为永久居民。

仔细想想，我感觉不到祖国在乎我们什么。更多的感觉是，你最好走了不要回来。又或者是，你要走就走，要留就留。

我最近也在想国籍的问题，因为想买房子，可是这一两年来的组屋价格确实很贵，成为公民或许是买房子最划算的管道。

成为新加坡公民，好处似乎也比当马拉西亚公民好。如果真要为一个国家付出，或许新加坡会更在乎。

可是……应该为了利益成为公民吗？这是我心中交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