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东亚

　　美国去年底宣布“重返亚洲”，在已然暗流汹涌的东亚地区掀起波澜。

　　本学期在上一门有关东北亚国际关系的课，探讨的正是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与美国及俄罗斯的国际关系。自称“美国首位太平洋总统”的奥巴马此时宣布重新把视野聚焦于亚太地区，仿佛就是为这一门课量身打造的案例研究。

　　小时候就留意到，有的世界地图把北美洲和南美洲画在地图的左边，有的把美洲画在右边。美洲在左边的地图，欧洲和非洲就在地图的正中央，这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地图；美洲在右边的地图，亚洲就在正中央，是亚洲为中心、亚太世纪的世界地图。

　　二战结束后，欧洲是解决战后问题的重心，日后迎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华沙条约组织、欧洲联盟等这类冷战和西欧大团结的区域组织。

　　几千公里外的东亚不是当时的重心。虽然美国占领了日本，但并没有及时协助东亚解决二战遗留的问题，包括各国对日本没有为侵略战争深切道歉而遗留至今的互不信任。冷战爆发后，欧洲因为美苏两大核力量对峙而相对稳定，东亚反而成了冷战热点，包括海峡两岸、朝鲜半岛和南北越。

　　美国入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至今无法协助伊拉克建立起有效、有力量的民主制度，所以有人说，爱到处散播民主精神、推行民主制度的美国只懂得开枪，却不懂得如何重建社会秩序（国际秩序）。

　　冷战促使美国学术界积极研究国际关系，建立了各种国际关系理论。讽刺的是，没人预先得出苏联会解体、冷战会结束的结论。

　　冷战结束后，却有不少学者根据理论，在1990年代初预测东亚将成为下一个冲突热点。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反驳这样的悲观看法。时至今日，东亚没有爆发冲突，被理论派学者认为只是时间未到。

　　如今，随着美国把焦点从中东转移到亚太区，美国围堵中国的观点再次甚嚣尘上。

　　现实主义派（realism）学者如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亚伦·弗里德贝格（Aaron Friedberg）等坚信，中美注定会对抗，因为当中国越来越强大，它会要打破现今这套由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建立一套适合自己的新国际秩序。中国对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区的强硬态度、持续增长的军事开支等，就是实证。

　　相互依存派（interdependence）学者如康灿雄（David Kang）、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沈大伟（David Shambaugh）、陆伯彬（Robert S. Ross）等则认为，中国通过武力扩张将面对弊大于利的局面，因为中国至今获得的利益，有赖自由经济的完整性和正常运作。打破这套国际秩序，中国只会得不偿失。

　　我觉得更有趣的是，持中国和平崛起论的一派，不是拥有亚洲血统，就是熟悉中华文明的汉学家或政治学者。旅居加拿大的中国学者陆钢就在《中国威胁谁？解读“中国威胁论”》一书中，点名江忆恩和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说他们不仅汉语讲得非常好，而且精通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历史和中国的古代文化，包括战略文化。江忆恩在1998年出版的《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和宏韬伟略》一书中，引用了大量的中国古书典籍。不知晓的人，还以为作者是一位中国人。

　　有同学认为，这些学者因为懂汉语、认识中华文化，所以对中国崛起的见解异于现实主义派或自由主义派学者。有教授则认为，有不少学者确实是理论的忠实支持者。诚然，理论之于国际关系学科，宛如《圣经》之于基督教或天主教；没有了理论，国际关系学科就荡然无存了。

　　两个星期前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聆听约翰·艾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教授的讲座，题为“美国、中国与亚洲未来的均势”。虽然艾肯伯里不认同美国国力正在下降的观点，但他也不认同美国和中国必将因为中国崛起而掀起对抗的看法。

　　滥觞于17世纪的民族国家与主权概念，彻底改变了封建中国，让现代中国成为民族国家和主权概念的最坚定支持者，因为惟有这套概念能确保中国免受外国干预，避免八国联军这种事情再次发生。而目前由美国领导的自由市场国际秩序，让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受益匪浅——中国商品得以进入开放的全球市场，成熟的国际组织和体系如世界贸易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 Bretton Woods）、联合国等，让中国得以保护自己。艾肯伯里认为，得利于现有国际秩序的中国只会设法保护这个秩序，而不会设法改变它。

　　我是乐观派。我相信，世界那么大，容得下合作的中美。

从电影看国际关系

我喜欢看电影。修读国际关系学能够通过电影来加深所学，这还真投我所好。

最近就对两部电影颇有感触。一部是期末考的考题《惊爆13天》（Thirteen Days），另一部是考完试后到电影院看的《潜逃时空》（In Time）。

《惊爆13天》讲述1962年10月肯尼迪政府如何解决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引发的危机。

古巴导弹危机被认为是美国和苏联最接近开战边缘的对峙。那年10月的某一天，美国空军在古巴农村拍摄到苏联在当地部署核导弹的照片。这些核导弹可以在发射后的5分钟内到达华盛顿等美东大城市。这张照片掀开了美苏之间长达13天的外交博弈。

苏联决定在古巴部署核导弹，是因为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非常不满美国在意大利和土耳其境内部署的数十枚对准苏联的核导弹，所以他决定以牙还牙，悄悄在美国大门外的古巴部署核导弹。

在电影里，肯尼迪的军事首长被描绘成一群好战的鹰派分子。他们因为几年前美军入侵古巴失败而耿耿于怀，极力主张肯尼迪批准他们进攻古巴，摧毁苏联核导弹。

面对困难抉择的肯尼迪肯定是一个熟悉历史教训的总统。他深知一旦出兵古巴，肯定会引发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这将会是一场毁灭世界的核战。虽然电影没有交代赫鲁晓夫的想法，但想必他也不愿让苏联和世界灭亡。这不言而喻的共识使得美苏两国互相让步，肯尼迪秘密向赫鲁晓夫承诺会撤除在土耳其和意大利的核导弹，换取苏联撤除在古巴部署的核导弹。一触即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消弭于无形。

危机也是转机。这场危机之后，美苏关系大为和缓，也进行更多接触。自此，美苏的冷战对峙再也没有升高到1962年的水平。因此，古巴导弹危机被认为是冷战时期一起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事件，让两大核武强国深刻感受到一旦爆发核战的恐怖，也成了教授让我们在考试中发挥分析能力和取分的考题。

原本打算在考完试看一部动作科幻片松懈身心，却看了一部讲述病态乌托邦世界的《潜逃时空》。在未来世界里，人类在25岁时便会停止衰老，每一个人都有一年的时间，工作赚取更多时间来延长自己的生命。于是，在这个世界里，时间就是财富，人们搭公车、买食物，都用时间来付账。在男主角威尔居住的社区里，每天都有人因为“时间用完”而横尸街头。

在遥远的另一个社区，却生活着一群“长命百岁”的富人。他们有几百年、几千年的时间。银行家们靠着“借贷时间”给贫穷社区的居民，赚取高额利息；像威尔这样的穷人则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必须不断工作“赚时间”延长生命，但大部分的“收入”却进入了富人的口袋。

这不正是我们今天熟悉的国际格局、社会面貌吗？这不正是我们在课堂上学到的世界体系理论的体现吗？

世界体系理论是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人提出的一套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沃勒斯坦等人认为，根据世界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世界各国可以划分为核心、边陲和半边陲国家。核心指的是发达国家，边陲是指以出口原料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或贫穷国家，半边陲则是指介于两者之间的国家。核心国家就包括了欧美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边陲国家则有非洲、中亚、中东和南美洲的大部分国家。核心国家支配边陲国家，而且往往会压榨边陲国家，让边陲国家无法从原料出口赚取更多收入，也难以晋升成为核心国家。

我们爱吃的名牌巧克力、爱喝的名牌咖啡，是常被用来解释核心—边陲关系的典型例子。巧克力和咖啡的原料可可及咖啡豆一般来自贫穷的非洲和亚洲国家，欧美知名品牌厂家以低廉价格进口原料，加工后以高价卖出，赚取暴利。这些出口原料的国家却无缘享受这些利益，栽种可可及咖啡豆的农民穷其一生都只能与可可树及咖啡树为伍。这不正是威尔的命运吗？

三年前爆发全球金融风暴后，各国政府竞相利用纳税人的钱拯救“大到不能倒”的金融体系，结果银行家和金融高管继续荷包满满。因为这套金融体系不能倒，所以纳税人只好继续努力工作赚钱，来支撑这套金融体系。

原来我们都是威尔！

国际关系理论东西谈

为何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在东方国家如新加坡修读国际关系学，这很自然是一个大家都会提出的问题，也是我们的基础课程中必上的一堂课。

国际关系学滥觞于20世纪初的欧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冷战时期茁壮成长，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发展经验为基础的一套理论。非西方学者和学生自然想要验证，究竟这套理论能不能套用在非西方国家。

其实，国际关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久远以前的古希腊时代或春秋战国时代。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在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指出，雅典的实力与日俱增，让斯巴达感受到威胁。斯巴达人认为，唯有与雅典一战，方能避免斯巴达有朝一日被雅典征服；雅典也必须与斯巴达开战，以维护其城邦及同盟的完整性和利益。于是，两大同盟展开将近30年的战争。虽然斯巴达最终得胜，但两大同盟已是两败俱伤，为日后马其顿统一古希腊铺平了道路。

生活在公元前460年至公元前395年的修昔底德被现代国际关系学者奉为鼻祖，就如同孔子是儒家的鼻祖一样。孔子和修昔底德几乎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修昔底德只是比孔子晚了约100年来到这个世界。

孔子和他的老师老子都是中国春秋时代的思想家。他们流传下来的儒家和道家思想，不只影响了春秋之后的战国时代，还影响了后来的封建中国和整个中华民族。然而，经历了2000多年的儒家和道家思想，为何没能发展出一套国际关系理论？

战国时代有七雄。当时其中一个较为人知的“国际”关系理论，是苏秦和张仪的纵横家。秦国是七国当中最强大的诸侯国，地理位置是当时中国的西部，其余六国则位于秦国的东部。苏秦提出合纵策略，劝说六国联合起来，平衡秦国的势力（历史考究称公孙衍才是合纵策略的推手）。苏秦的同门张仪为秦国服务。他深知六国之间存在矛盾，于是提出连横策略，劝说各国与秦国合作，进攻其他弱国。最终，秦国逐一击败六国，统一了中国。

有国际关系学者认为，中国人自古以来便不存在“国际”的观念。古代中国没有国界和主权的概念，而是以优越的文化与文明影响及吸纳周边社会，让周边社会臣服于“中土”，向“天子”朝贡。古代中国的邻邦日本、朝鲜、越南、游牧民族社会等，都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与中国建立了一种朝贡关系。朝贡制度因此被现代国际关系学者看作是古代东方的一种国际关系。

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历代朝廷不曾出现过外交部、大使馆等政府机关，直到大炮在鸦片战争中炸开了中国闭锁的大门。然而，这一炸，让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在不到100年内消失殆尽。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西方思想为基础；1949年解放以后，共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同样来自西方。洋炮让科技落后的中国人完全割舍了自己坚持了几千年的那一套思想。直到1970年代，毛泽东才首次提出比较广为接受的国际关系理论——三个世界。

在遇上“为何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时，我常想，如果2000多年前的秦国没有统一中国，中国继续维持诸侯国并立的环境，历史肯定要改写。这样的大环境或许就会如同20世纪初的欧洲，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频仍。厌战的领袖和学者纷纷提出各种方案，试图从国际格局、人性的角度，解释战争一再发生的原因，从而找出避免战争的方法。如果当时战国七雄继续争个你死我活，或许当今国际关系理论就会以中国马首是瞻了。

还记得初中一时念了一整年的中国通史，在当时幼小的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就是不断的起义和朝代更迭。虽然封建制度在辛亥革命后瓦解，但中国仍逃不过持续几十年的内战。我想，如果中国人的眼光不是太过聚焦于内在，能把眼光投注在海外，国际关系理论或许就是以东方思想为基础了。

不过，曾有学者论述，东南西北方的地理屏障让古代中国人在黄河及长江两岸安家乐业。而传统的先“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的观念，也让中国人着眼于自身。

然而，即便如此，但最重要的是，历史没有“如果”。

理论？别太在意！

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W. Cox）有一句名言：“理论总为某些人，为某些目的服务”。一头栽入国际关系课程11个星期后，开始对这句话有一些体会。

国际关系确实有各种各样的理论体系，从最初的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到近期的环境主义，都可以作为探讨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工具。

作为人文科学中的一门学科，国际关系其实是政治学的其中一个分支。国际关系的探讨和建立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二战后取得更大进展。如今随着全球化的脚步，更是获得西方和东方国家的重视。我也因为这样，而在考虑该朝什么方向进修时，选择了这门学科。

有人或许会问，究竟国际关系的研究范畴是什么？是不是公共关系？其实，说开了，国际关系就是研究国与国之间的互动，甚至预测国家行为的学科。

在一战之前，欧洲的国与国之战一般只造成军人的伤亡，很少涉及平民。随着武器技术的进步，平民在一战中的死亡率大大提高。战争结束后，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有感于一战的血腥，提出十四点和平原则，带领参战国家成立国际联盟，希望建立一个持久和平的新世界秩序。威尔逊总统秉持的国际主义过于理想化，未能解决当时的一些问题。国际联盟未能发挥应有的功能，未能避免二战的爆发。

二战之后，E.H.卡尔和摩根索等人以现实主义解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社会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国际上没有任何权力更大的机构或制度，可以有效管束各个国家，所以国家为了生存，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保障自己的利益和追求最大的权力。

自此，这两派学者展开了无穷尽的辩论，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更完善、科学化的理论。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些不服气的新生代学者则提出新的观点和批判，尝试建立一套理论来取代前人的智慧。

而现在我们这些国际关系学生，就得阅读各门各家的观点。也因为这样，我可以体会到“理论总为某些人，为某些目的服务”的真谛。

可不是吗？威尔逊提出他的和平原则，为的是能够让美国一步登上世界舞台，推广美式民主和资本主义信条。奈何，国会和他不咬弦，让他一气之下中风倒地，美国也没有加入国际联盟，没有及早成为“世界领袖”。

我们同学之间闲聊时，认为现在的一些学者在提出观点或批判时，目的似乎更多是为了立言，以求在学术界建立名声和提高身价。有些学者在著书撰文时，总是连篇赘言，啰啰唆唆，仿佛是为了达到某个字数底限。刚开学的时候遇上这样的文章，还真的让人越读越泄气，几乎就想放弃退学了。不过，有时却又遇上一些能以简洁的文字阐述观点和理论的文章，让人如沐春风，茅塞顿开。

也是世界知名国际关系学者的邝云峰教授在某一堂课上就问我们：“知道国际关系学者和记者的最大差别是什么吗？”

他的回答是：“记者的文笔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