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去年底宣布“重返亚洲”，在已然暗流汹涌的东亚地区掀起波澜。
本学期在上一门有关东北亚国际关系的课，探讨的正是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与美国及俄罗斯的国际关系。自称“美国首位太平洋总统”的奥巴马此时宣布重新把视野聚焦于亚太地区，仿佛就是为这一门课量身打造的案例研究。
小时候就留意到，有的世界地图把北美洲和南美洲画在地图的左边，有的把美洲画在右边。美洲在左边的地图，欧洲和非洲就在地图的正中央，这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地图；美洲在右边的地图，亚洲就在正中央，是亚洲为中心、亚太世纪的世界地图。
二战结束后，欧洲是解决战后问题的重心，日后迎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华沙条约组织、欧洲联盟等这类冷战和西欧大团结的区域组织。
几千公里外的东亚不是当时的重心。虽然美国占领了日本，但并没有及时协助东亚解决二战遗留的问题，包括各国对日本没有为侵略战争深切道歉而遗留至今的互不信任。冷战爆发后，欧洲因为美苏两大核力量对峙而相对稳定，东亚反而成了冷战热点，包括海峡两岸、朝鲜半岛和南北越。
美国入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至今无法协助伊拉克建立起有效、有力量的民主制度，所以有人说，爱到处散播民主精神、推行民主制度的美国只懂得开枪，却不懂得如何重建社会秩序（国际秩序）。
冷战促使美国学术界积极研究国际关系，建立了各种国际关系理论。讽刺的是，没人预先得出苏联会解体、冷战会结束的结论。
冷战结束后，却有不少学者根据理论，在1990年代初预测东亚将成为下一个冲突热点。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反驳这样的悲观看法。时至今日，东亚没有爆发冲突，被理论派学者认为只是时间未到。
如今，随着美国把焦点从中东转移到亚太区，美国围堵中国的观点再次甚嚣尘上。
现实主义派（realism）学者如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亚伦·弗里德贝格（Aaron Friedberg）等坚信，中美注定会对抗，因为当中国越来越强大，它会要打破现今这套由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建立一套适合自己的新国际秩序。中国对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区的强硬态度、持续增长的军事开支等，就是实证。
相互依存派（interdependence）学者如康灿雄（David Kang）、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沈大伟（David Shambaugh）、陆伯彬（Robert
S. Ross）等则认为，中国通过武力扩张将面对弊大于利的局面，因为中国至今获得的利益，有赖自由经济的完整性和正常运作。打破这套国际秩序，中国只会得不偿失。
我觉得更有趣的是，持中国和平崛起论的一派，不是拥有亚洲血统，就是熟悉中华文明的汉学家或政治学者。旅居加拿大的中国学者陆钢就在《中国威胁谁？解读“中国威胁论”》一书中，点名江忆恩和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说他们不仅汉语讲得非常好，而且精通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历史和中国的古代文化，包括战略文化。江忆恩在1998年出版的《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和宏韬伟略》一书中，引用了大量的中国古书典籍。不知晓的人，还以为作者是一位中国人。
有同学认为，这些学者因为懂汉语、认识中华文化，所以对中国崛起的见解异于现实主义派或自由主义派学者。有教授则认为，有不少学者确实是理论的忠实支持者。诚然，理论之于国际关系学科，宛如《圣经》之于基督教或天主教；没有了理论，国际关系学科就荡然无存了。
两个星期前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聆听约翰·艾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教授的讲座，题为“美国、中国与亚洲未来的均势”。虽然艾肯伯里不认同美国国力正在下降的观点，但他也不认同美国和中国必将因为中国崛起而掀起对抗的看法。
滥觞于17世纪的民族国家与主权概念，彻底改变了封建中国，让现代中国成为民族国家和主权概念的最坚定支持者，因为惟有这套概念能确保中国免受外国干预，避免八国联军这种事情再次发生。而目前由美国领导的自由市场国际秩序，让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受益匪浅——中国商品得以进入开放的全球市场，成熟的国际组织和体系如世界贸易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
Bretton Woods）、联合国等，让中国得以保护自己。艾肯伯里认为，得利于现有国际秩序的中国只会设法保护这个秩序，而不会设法改变它。
我是乐观派。我相信，世界那么大，容得下合作的中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