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2/05

博弈东亚


  美国去年底宣布“重返洲”,在已然暗流汹涌的东地区掀起波澜。

  本学期在上一门有关东北亚国际关系的课,探讨的正是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与美国及俄罗斯的国际关系。自称“美国首位太平洋总统”的奥巴马此时宣布重新把视野聚焦于亚太地区,仿佛就是为这一门课量身打造的案例研究。

  小时候就留意到,有的世界地图把北美洲和南美洲画在地图的左边,有的把美洲画在右边。美洲在左边的地图,欧洲和非洲就在地图的正中央,这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地图;美洲在右边的地图,亚洲就在正中央,是亚洲为中心、亚太世纪的世界地图。

  二战结束后,欧洲是解决战后问题的重心,日后迎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华沙条约组织、欧洲联盟等这类冷战和西欧大团结的区域组织。

  几千公里外的东亚不是当时的重心。虽然美国占领了日本,但并没有及时协助东亚解决二战遗留的问题,包括各国对日本没有为侵略战争深切道歉而遗留至今的互不信任。冷战爆发后,欧洲因为美苏两大核力量对峙而相对稳定,东亚反而成了冷战热点,包括海峡两岸、朝鲜半岛和南北越。

  美国入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至今无法协助伊拉克建立起有效、有力量的民主制度,所以有人说,爱到处散播民主精神、推行民主制度的美国只懂得开枪,却不懂得如何重建社会秩序(国际秩序)。

  冷战促使美国学术界积极研究国际关系,建立了各种国际关系理论。讽刺的是,没人预先得出苏联会解体、冷战会结束的结论。

  冷战结束后,却有不少学者根据理论,在1990年代初预测东亚将成为下一个冲突热点。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反驳这样的悲观看法。时至今日,东亚没有爆发冲突,被理论派学者认为只是时间未到。

  如今,随着美国把焦点从中东转移到亚太区,美国围堵中国的观点再次甚嚣尘上。

  现实主义派(realism)学者如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亚伦·弗里德贝格(Aaron Friedberg)等坚信,中美注定会对抗,因为当中国越来越强大,它会要打破现今这套由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建立一套适合自己的新国际秩序。中国对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区的强硬态度、持续增长的军事开支等,就是实证。

  相互依存派(interdependence)学者如康灿雄(David Kang)、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沈大伟(David Shambaugh)、陆伯彬(Robert S. Ross)等则认为,中国通过武力扩张将面对弊大于利的局面,因为中国至今获得的利益,有赖自由经济的完整性和正常运作。打破这套国际秩序,中国只会得不偿失。

  我觉得更有趣的是,持中国和平崛起论的一派,不是拥有亚洲血统,就是熟悉中华文明的汉学家或政治学者。旅居加拿大的中国学者陆钢就在《中国威胁谁?解读“中国威胁论”》一书中,点名江忆恩和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说他们不仅汉语讲得非常好,而且精通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历史和中国的古代文化,包括战略文化。江忆恩在1998年出版的《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和宏韬伟略》一书中,引用了大量的中国古书典籍。不知晓的人,还以为作者是一位中国人。

  有同学认为,这些学者因为懂汉语、认识中华文化,所以对中国崛起的见解异于现实主义派或自由主义派学者。有教授则认为,有不少学者确实是理论的忠实支持者。诚然,理论之于国际关系学科,宛如《圣经》之于基督教或天主教;没有了理论,国际关系学科就荡然无存了。

  两个星期前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聆听约翰·艾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教授的讲座,题为“美国、中国与亚洲未来的均势”。虽然艾肯伯里不认同美国国力正在下降的观点,但他也不认同美国和中国必将因为中国崛起而掀起对抗的看法。

  滥觞于17世纪的民族国家与主权概念,彻底改变了封建中国,让现代中国成为民族国家和主权概念的最坚定支持者,因为惟有这套概念能确保中国免受外国干预,避免八国联军这种事情再次发生。而目前由美国领导的自由市场国际秩序,让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受益匪浅——中国商品得以进入开放的全球市场,成熟的国际组织和体系如世界贸易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 Bretton Woods)、联合国等,让中国得以保护自己。艾肯伯里认为,得利于现有国际秩序的中国只会设法保护这个秩序,而不会设法改变它。

  我是乐观派。我相信,世界那么大,容得下合作的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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