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族，两宗教

　　在全民反稀土的那一天，马来西亚首相纳吉没有先平息群众的怒火，反而出人意料地宣布把国内的泰裔列为土著（Bumiputra）。这样的宣布让土生土长的华裔和印裔（非土著）马来西亚人情何以堪！

　　在那一场蔡林的“王对王”辩论中，民主行动党党魁林冠英在破题时就提到，两线制不会沦为两种族制，因为马来西亚政治当前就已经是两种族制——土著与非土著，而非巫、华、印的三大种族。

　　事实上，除了两种族现象，场地彼岸还有两宗教现象——回教与非回教。虽然两种族和两宗教现象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代的分而治之政策，但却是在强人马哈迪治下成形。

　　英国人早期在马来半岛主要从事香料贸易。在逼迫马来邦苏丹于1874年和1888年签订邦咯条约和彭亨条约后，英国殖民地政府初具雏形。当时的马来半岛因为橡胶业和采锡业发达，而从中国和印度引进了不少苦力，英国人虽然是政府，却面对如何以少数统治多数的挑战，分而治之的概念和政策于是出炉。加上达尔文的演化论在当时的欧洲引起物竞天择的辩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萌芽，为欧洲的殖民政策和白人至上观念提供了合理化的基础。

　　在被殖民的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殖民者从不经意的在笔记中描绘不同种族之间的差异，逐渐过渡到致力于塑造种族概念，莱佛士、瑞天咸等都留下了不少这样的笔记和著作。

　　于是，马来人被塑造成只适合农业和渔业的族群，华人适合从商和采锡，印度人留在园丘里。这种刻板印象甚至还存在今天的社会里。

　　殖民地政府为了便于管理，从1871年开始进行人口普查，三大种族的概念便是从这样的人口普查开始定形的。每一个种族有各自的首领，方便殖民地政府掌控。

　　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不断发展和延续，后期甚至培养了一批批不同种族的精英分子。三大种族后来成了种族政党、马来亚独立、马来西亚成立的基石。

　　种族政治是殖民统治和当时冷战大环境的必然结果。英属马来亚争取独立时，美苏刚开始冷战。马来半岛曾出现过非种族的政党，但因为左倾而被殖民地政府剿清。有了殖民地政府的保送，保守和亲西方的种族政党顺理成章取得独立后的统治权。

　　种族政治的最大问题是必须按照种族比例分配利益。追根究底，政治就是搞利益再分配，只要为政者能够做到大部分选民接受的公平，当选就不是问题。

　　然而，从一开始便有实施缺陷的新经济政策和马哈迪的强人政治，却让利益分配变得越来越不公平。这种利益分配在实行50多年后的今天，即便不是病入膏肓，药石无灵，也肯定是痼疾难治。

　　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经济发展势头受阻，经济蛋糕越做越小，各种顽疾暴露无遗。这么多年来，种族间的鸿沟并没有被新经济政策填平。兴权会、土权组织等的出现，只是正式宣告种族政治与政策的失败。

　　巫统和回教党（现称伊斯兰党）的竞争，则是促使马来西亚越来越回教化——两宗教化的主要因素。1974年回教党加入国阵之后，以安华等人为首的学生运动崛起成为最大的反对派。回教党虽然后来退出国阵，但在选民心中的信誉已受到打击。回教党原本期待安华加入，能带领回教党走出颓势，不料安华被马哈迪成功拉拢，让回教党大受打击。

　　1979年伊朗回教革命带动世界各地的回教化运动，救了回教党一命。在党主席尤索拉哇（Yusof Rawa）领导下，回教党趁回教化运动之势而起，同马哈迪抢夺道德制高点和回教话语权。回教党和马哈迪竞争的结果，就是马来西亚越来越回教化，如今连情人节也成了执政阵线与反对阵线的角力场。

　　有学者就指出，回教化的结果是宗教机构涌现，进而掌控了回教徒的许多人身自由；相比之下，非回教徒的信仰自由却没有很大的变化。

　　强人政治在2003年结束，松了一口气的选民在2004年给予好好先生阿都拉莫大的支持，算是对强人下台的一种表态，却让巫统表错情，误以为自己不再需要马华和国大党。四年的一党独大不仅让国阵在2008年大输，也造就了两线制的雏形。

　　然而，两种族和两宗教现象已是根深蒂固，甚至到了难以逆转的地步。要纠正这历史的错，恐怕不是一代人力所能及的。

博弈东亚

　　美国去年底宣布“重返亚洲”，在已然暗流汹涌的东亚地区掀起波澜。

　　本学期在上一门有关东北亚国际关系的课，探讨的正是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与美国及俄罗斯的国际关系。自称“美国首位太平洋总统”的奥巴马此时宣布重新把视野聚焦于亚太地区，仿佛就是为这一门课量身打造的案例研究。

　　小时候就留意到，有的世界地图把北美洲和南美洲画在地图的左边，有的把美洲画在右边。美洲在左边的地图，欧洲和非洲就在地图的正中央，这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地图；美洲在右边的地图，亚洲就在正中央，是亚洲为中心、亚太世纪的世界地图。

　　二战结束后，欧洲是解决战后问题的重心，日后迎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华沙条约组织、欧洲联盟等这类冷战和西欧大团结的区域组织。

　　几千公里外的东亚不是当时的重心。虽然美国占领了日本，但并没有及时协助东亚解决二战遗留的问题，包括各国对日本没有为侵略战争深切道歉而遗留至今的互不信任。冷战爆发后，欧洲因为美苏两大核力量对峙而相对稳定，东亚反而成了冷战热点，包括海峡两岸、朝鲜半岛和南北越。

　　美国入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至今无法协助伊拉克建立起有效、有力量的民主制度，所以有人说，爱到处散播民主精神、推行民主制度的美国只懂得开枪，却不懂得如何重建社会秩序（国际秩序）。

　　冷战促使美国学术界积极研究国际关系，建立了各种国际关系理论。讽刺的是，没人预先得出苏联会解体、冷战会结束的结论。

　　冷战结束后，却有不少学者根据理论，在1990年代初预测东亚将成为下一个冲突热点。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反驳这样的悲观看法。时至今日，东亚没有爆发冲突，被理论派学者认为只是时间未到。

　　如今，随着美国把焦点从中东转移到亚太区，美国围堵中国的观点再次甚嚣尘上。

　　现实主义派（realism）学者如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亚伦·弗里德贝格（Aaron Friedberg）等坚信，中美注定会对抗，因为当中国越来越强大，它会要打破现今这套由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建立一套适合自己的新国际秩序。中国对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区的强硬态度、持续增长的军事开支等，就是实证。

　　相互依存派（interdependence）学者如康灿雄（David Kang）、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沈大伟（David Shambaugh）、陆伯彬（Robert S. Ross）等则认为，中国通过武力扩张将面对弊大于利的局面，因为中国至今获得的利益，有赖自由经济的完整性和正常运作。打破这套国际秩序，中国只会得不偿失。

　　我觉得更有趣的是，持中国和平崛起论的一派，不是拥有亚洲血统，就是熟悉中华文明的汉学家或政治学者。旅居加拿大的中国学者陆钢就在《中国威胁谁？解读“中国威胁论”》一书中，点名江忆恩和柯庆生（Thomas J. Christensen），说他们不仅汉语讲得非常好，而且精通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历史和中国的古代文化，包括战略文化。江忆恩在1998年出版的《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和宏韬伟略》一书中，引用了大量的中国古书典籍。不知晓的人，还以为作者是一位中国人。

　　有同学认为，这些学者因为懂汉语、认识中华文化，所以对中国崛起的见解异于现实主义派或自由主义派学者。有教授则认为，有不少学者确实是理论的忠实支持者。诚然，理论之于国际关系学科，宛如《圣经》之于基督教或天主教；没有了理论，国际关系学科就荡然无存了。

　　两个星期前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聆听约翰·艾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教授的讲座，题为“美国、中国与亚洲未来的均势”。虽然艾肯伯里不认同美国国力正在下降的观点，但他也不认同美国和中国必将因为中国崛起而掀起对抗的看法。

　　滥觞于17世纪的民族国家与主权概念，彻底改变了封建中国，让现代中国成为民族国家和主权概念的最坚定支持者，因为惟有这套概念能确保中国免受外国干预，避免八国联军这种事情再次发生。而目前由美国领导的自由市场国际秩序，让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受益匪浅——中国商品得以进入开放的全球市场，成熟的国际组织和体系如世界贸易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 Bretton Woods）、联合国等，让中国得以保护自己。艾肯伯里认为，得利于现有国际秩序的中国只会设法保护这个秩序，而不会设法改变它。

　　我是乐观派。我相信，世界那么大，容得下合作的中美。

怎么知道到了马国？

第二学期在上一门马来西亚社会与政治的课，讲师法立诺在学校假期前给我们出了一道作业题目：如果你到马来西亚旅行，你会在什么情况下确定自己到了马来西亚？

这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但我心里很快就有了答案。不过，我决定在最近一次朋友聚会时做一个简单的“民意调查”，结果我从朋友那里得到的第一个答案，印证了我心中所思：当你开车到南北大道时，遇到交通警察拦截跟你要“咖啡钱”时，你就可以确定你到了马来西亚。

我想，这是很多人的共同经验。我自己试过在马来西亚开车时，三四次无故被交警拦截要“咖啡钱”。在网上也经常看到朋友通过电邮或在面簿分享“咖啡钱行情”，不同的违规价钱不同，就连城市和乡区也有不同的行情。

对进行地区研究（area studies）、经济研究的人来说，贪污腐败是一个热门课题。有趣的是，我在搜寻过程中发现，针对贪污腐败的研究虽然不少，但单独针对马来西亚贪腐情况的并不多。最主要的原因是马来西亚的贪腐情况其实并没有像印度尼西亚或印度那样，成为系统性腐败，也就是公共和私人领域，从上到下都存在着贪腐现象。

民政党创党元老、马来亚大学前校长赛胡先阿拉达斯在1990年的著作《贪污：性质、成因与功能》中指出，马来亚在1957年取得独立时，几乎没有什么贪污腐败的问题，但在1967年以后恶化的趋势令人感到担忧。

赛胡先阿拉达斯的担忧并不是杞人忧天。纵观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从1995年至2011年发布的贪污印象指数，在1995年至2008年间，马来西亚的贪污印象指数在4.8和5.3之间徘徊，国际排名则因为参与调查的国家越来越多而逐渐落后，从1995年的23名滑落至2008年47名。2009年以后的指数逐年下滑到2011年的4.3，排名也掉到60名。

新经济政策被认为是贪污腐败滋长的温床。协助马来西亚拟订新经济政策的挪威籍经济学家法兰（Just Faaland）在1990年的著作《增长与种族不平等：马来西亚的新经济政策》中指出，有一群马来学者当初就表明，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过程提供了滋长贪污腐败的机会和空间，因为新经济政策以颁发执照和准征的方式来分配资源，握有决定权的人容易被贪腐侵蚀。

情况确实如此，民主行动党全国副主席、国际透明组织董事局前副主席阿都阿兹在2000年时发表的一篇文章就表明，在1970年代末，公共部门的贪污腐败现象已到了必须关注的地步。

两年前为前首相马哈迪写传记的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驻院作家巴里·韦恩认为，马来西亚贪腐问题在1980年代以后逐步恶化，马哈迪必须负上不少责任。他认为，马哈迪就任首相后拟定了2020年宏愿目标，倾全力带领国家现代化，力争在30年内成为发达国家。在这过程中，马哈迪必须采取任人唯亲的治国手法及容忍一些人的过失。这导致国家经济在取得长足进步之余，却造就了金钱政治和一时难以根治的贪腐顽疾。

在向朋友做“民意调查”时，友人问我为何不写一些比较正面的题材，例如一看到大道两旁都是橡胶园和油棕园，就知道来到了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是世界的棕油和橡胶出口大国。

其实，马来西亚不仅是棕油和橡胶出口大国，还是世界上少有的资源丰富大国。有多少国家像马来西亚那样，面积不大，却拥有丰富的天然气、石油、富饶的土地、高水平的人力资源？然而，有多少资源是流入了个人或党团的口袋？有多少人因为期待更美好的机会而选择留在国外？

几年前访问德国驻新加坡大使拉瑙时，他提到德国和马来西亚的面积相近。我当时很讶异，因为德国是欧洲经济强国、是大国，脑海中一直以为德国总面积“也很大”。到维基百科查一查，马来西亚总面积约33万平方公里，德国总面积约35万平方公里，确实相去不远。跟马来西亚总面积差不多的国家还有诺基亚发源地芬兰（34万平方公里）、文艺复兴之地意大利（30万平方公里）等。曾经殖民统治马来西亚的英国面积也不过24万平方公里，比马来西亚还要小；曾经发动二战的日本也不过37万平方公里。

当然，国土面积并不能代表一个国家强盛与否，能否善用天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才是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