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知道到了马国？

第二学期在上一门马来西亚社会与政治的课，讲师法立诺在学校假期前给我们出了一道作业题目：如果你到马来西亚旅行，你会在什么情况下确定自己到了马来西亚？

这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但我心里很快就有了答案。不过，我决定在最近一次朋友聚会时做一个简单的“民意调查”，结果我从朋友那里得到的第一个答案，印证了我心中所思：当你开车到南北大道时，遇到交通警察拦截跟你要“咖啡钱”时，你就可以确定你到了马来西亚。

我想，这是很多人的共同经验。我自己试过在马来西亚开车时，三四次无故被交警拦截要“咖啡钱”。在网上也经常看到朋友通过电邮或在面簿分享“咖啡钱行情”，不同的违规价钱不同，就连城市和乡区也有不同的行情。

对进行地区研究（area studies）、经济研究的人来说，贪污腐败是一个热门课题。有趣的是，我在搜寻过程中发现，针对贪污腐败的研究虽然不少，但单独针对马来西亚贪腐情况的并不多。最主要的原因是马来西亚的贪腐情况其实并没有像印度尼西亚或印度那样，成为系统性腐败，也就是公共和私人领域，从上到下都存在着贪腐现象。

民政党创党元老、马来亚大学前校长赛胡先阿拉达斯在1990年的著作《贪污：性质、成因与功能》中指出，马来亚在1957年取得独立时，几乎没有什么贪污腐败的问题，但在1967年以后恶化的趋势令人感到担忧。

赛胡先阿拉达斯的担忧并不是杞人忧天。纵观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从1995年至2011年发布的贪污印象指数，在1995年至2008年间，马来西亚的贪污印象指数在4.8和5.3之间徘徊，国际排名则因为参与调查的国家越来越多而逐渐落后，从1995年的23名滑落至2008年47名。2009年以后的指数逐年下滑到2011年的4.3，排名也掉到60名。

新经济政策被认为是贪污腐败滋长的温床。协助马来西亚拟订新经济政策的挪威籍经济学家法兰（Just Faaland）在1990年的著作《增长与种族不平等：马来西亚的新经济政策》中指出，有一群马来学者当初就表明，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过程提供了滋长贪污腐败的机会和空间，因为新经济政策以颁发执照和准征的方式来分配资源，握有决定权的人容易被贪腐侵蚀。

情况确实如此，民主行动党全国副主席、国际透明组织董事局前副主席阿都阿兹在2000年时发表的一篇文章就表明，在1970年代末，公共部门的贪污腐败现象已到了必须关注的地步。

两年前为前首相马哈迪写传记的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驻院作家巴里·韦恩认为，马来西亚贪腐问题在1980年代以后逐步恶化，马哈迪必须负上不少责任。他认为，马哈迪就任首相后拟定了2020年宏愿目标，倾全力带领国家现代化，力争在30年内成为发达国家。在这过程中，马哈迪必须采取任人唯亲的治国手法及容忍一些人的过失。这导致国家经济在取得长足进步之余，却造就了金钱政治和一时难以根治的贪腐顽疾。

在向朋友做“民意调查”时，友人问我为何不写一些比较正面的题材，例如一看到大道两旁都是橡胶园和油棕园，就知道来到了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是世界的棕油和橡胶出口大国。

其实，马来西亚不仅是棕油和橡胶出口大国，还是世界上少有的资源丰富大国。有多少国家像马来西亚那样，面积不大，却拥有丰富的天然气、石油、富饶的土地、高水平的人力资源？然而，有多少资源是流入了个人或党团的口袋？有多少人因为期待更美好的机会而选择留在国外？

几年前访问德国驻新加坡大使拉瑙时，他提到德国和马来西亚的面积相近。我当时很讶异，因为德国是欧洲经济强国、是大国，脑海中一直以为德国总面积“也很大”。到维基百科查一查，马来西亚总面积约33万平方公里，德国总面积约35万平方公里，确实相去不远。跟马来西亚总面积差不多的国家还有诺基亚发源地芬兰（34万平方公里）、文艺复兴之地意大利（30万平方公里）等。曾经殖民统治马来西亚的英国面积也不过24万平方公里，比马来西亚还要小；曾经发动二战的日本也不过37万平方公里。

当然，国土面积并不能代表一个国家强盛与否，能否善用天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才是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