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知道到了马国？

第二学期在上一门马来西亚社会与政治的课，讲师法立诺在学校假期前给我们出了一道作业题目：如果你到马来西亚旅行，你会在什么情况下确定自己到了马来西亚？

这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但我心里很快就有了答案。不过，我决定在最近一次朋友聚会时做一个简单的“民意调查”，结果我从朋友那里得到的第一个答案，印证了我心中所思：当你开车到南北大道时，遇到交通警察拦截跟你要“咖啡钱”时，你就可以确定你到了马来西亚。

我想，这是很多人的共同经验。我自己试过在马来西亚开车时，三四次无故被交警拦截要“咖啡钱”。在网上也经常看到朋友通过电邮或在面簿分享“咖啡钱行情”，不同的违规价钱不同，就连城市和乡区也有不同的行情。

对进行地区研究（area studies）、经济研究的人来说，贪污腐败是一个热门课题。有趣的是，我在搜寻过程中发现，针对贪污腐败的研究虽然不少，但单独针对马来西亚贪腐情况的并不多。最主要的原因是马来西亚的贪腐情况其实并没有像印度尼西亚或印度那样，成为系统性腐败，也就是公共和私人领域，从上到下都存在着贪腐现象。

民政党创党元老、马来亚大学前校长赛胡先阿拉达斯在1990年的著作《贪污：性质、成因与功能》中指出，马来亚在1957年取得独立时，几乎没有什么贪污腐败的问题，但在1967年以后恶化的趋势令人感到担忧。

赛胡先阿拉达斯的担忧并不是杞人忧天。纵观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从1995年至2011年发布的贪污印象指数，在1995年至2008年间，马来西亚的贪污印象指数在4.8和5.3之间徘徊，国际排名则因为参与调查的国家越来越多而逐渐落后，从1995年的23名滑落至2008年47名。2009年以后的指数逐年下滑到2011年的4.3，排名也掉到60名。

新经济政策被认为是贪污腐败滋长的温床。协助马来西亚拟订新经济政策的挪威籍经济学家法兰（Just Faaland）在1990年的著作《增长与种族不平等：马来西亚的新经济政策》中指出，有一群马来学者当初就表明，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过程提供了滋长贪污腐败的机会和空间，因为新经济政策以颁发执照和准征的方式来分配资源，握有决定权的人容易被贪腐侵蚀。

情况确实如此，民主行动党全国副主席、国际透明组织董事局前副主席阿都阿兹在2000年时发表的一篇文章就表明，在1970年代末，公共部门的贪污腐败现象已到了必须关注的地步。

两年前为前首相马哈迪写传记的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驻院作家巴里·韦恩认为，马来西亚贪腐问题在1980年代以后逐步恶化，马哈迪必须负上不少责任。他认为，马哈迪就任首相后拟定了2020年宏愿目标，倾全力带领国家现代化，力争在30年内成为发达国家。在这过程中，马哈迪必须采取任人唯亲的治国手法及容忍一些人的过失。这导致国家经济在取得长足进步之余，却造就了金钱政治和一时难以根治的贪腐顽疾。

在向朋友做“民意调查”时，友人问我为何不写一些比较正面的题材，例如一看到大道两旁都是橡胶园和油棕园，就知道来到了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是世界的棕油和橡胶出口大国。

其实，马来西亚不仅是棕油和橡胶出口大国，还是世界上少有的资源丰富大国。有多少国家像马来西亚那样，面积不大，却拥有丰富的天然气、石油、富饶的土地、高水平的人力资源？然而，有多少资源是流入了个人或党团的口袋？有多少人因为期待更美好的机会而选择留在国外？

几年前访问德国驻新加坡大使拉瑙时，他提到德国和马来西亚的面积相近。我当时很讶异，因为德国是欧洲经济强国、是大国，脑海中一直以为德国总面积“也很大”。到维基百科查一查，马来西亚总面积约33万平方公里，德国总面积约35万平方公里，确实相去不远。跟马来西亚总面积差不多的国家还有诺基亚发源地芬兰（34万平方公里）、文艺复兴之地意大利（30万平方公里）等。曾经殖民统治马来西亚的英国面积也不过24万平方公里，比马来西亚还要小；曾经发动二战的日本也不过37万平方公里。

当然，国土面积并不能代表一个国家强盛与否，能否善用天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才是决定性因素。

从电影看国际关系

我喜欢看电影。修读国际关系学能够通过电影来加深所学，这还真投我所好。

最近就对两部电影颇有感触。一部是期末考的考题《惊爆13天》（Thirteen Days），另一部是考完试后到电影院看的《潜逃时空》（In Time）。

《惊爆13天》讲述1962年10月肯尼迪政府如何解决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引发的危机。

古巴导弹危机被认为是美国和苏联最接近开战边缘的对峙。那年10月的某一天，美国空军在古巴农村拍摄到苏联在当地部署核导弹的照片。这些核导弹可以在发射后的5分钟内到达华盛顿等美东大城市。这张照片掀开了美苏之间长达13天的外交博弈。

苏联决定在古巴部署核导弹，是因为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非常不满美国在意大利和土耳其境内部署的数十枚对准苏联的核导弹，所以他决定以牙还牙，悄悄在美国大门外的古巴部署核导弹。

在电影里，肯尼迪的军事首长被描绘成一群好战的鹰派分子。他们因为几年前美军入侵古巴失败而耿耿于怀，极力主张肯尼迪批准他们进攻古巴，摧毁苏联核导弹。

面对困难抉择的肯尼迪肯定是一个熟悉历史教训的总统。他深知一旦出兵古巴，肯定会引发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这将会是一场毁灭世界的核战。虽然电影没有交代赫鲁晓夫的想法，但想必他也不愿让苏联和世界灭亡。这不言而喻的共识使得美苏两国互相让步，肯尼迪秘密向赫鲁晓夫承诺会撤除在土耳其和意大利的核导弹，换取苏联撤除在古巴部署的核导弹。一触即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消弭于无形。

危机也是转机。这场危机之后，美苏关系大为和缓，也进行更多接触。自此，美苏的冷战对峙再也没有升高到1962年的水平。因此，古巴导弹危机被认为是冷战时期一起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事件，让两大核武强国深刻感受到一旦爆发核战的恐怖，也成了教授让我们在考试中发挥分析能力和取分的考题。

原本打算在考完试看一部动作科幻片松懈身心，却看了一部讲述病态乌托邦世界的《潜逃时空》。在未来世界里，人类在25岁时便会停止衰老，每一个人都有一年的时间，工作赚取更多时间来延长自己的生命。于是，在这个世界里，时间就是财富，人们搭公车、买食物，都用时间来付账。在男主角威尔居住的社区里，每天都有人因为“时间用完”而横尸街头。

在遥远的另一个社区，却生活着一群“长命百岁”的富人。他们有几百年、几千年的时间。银行家们靠着“借贷时间”给贫穷社区的居民，赚取高额利息；像威尔这样的穷人则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必须不断工作“赚时间”延长生命，但大部分的“收入”却进入了富人的口袋。

这不正是我们今天熟悉的国际格局、社会面貌吗？这不正是我们在课堂上学到的世界体系理论的体现吗？

世界体系理论是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人提出的一套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沃勒斯坦等人认为，根据世界资源分配不均的情况，世界各国可以划分为核心、边陲和半边陲国家。核心指的是发达国家，边陲是指以出口原料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或贫穷国家，半边陲则是指介于两者之间的国家。核心国家就包括了欧美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边陲国家则有非洲、中亚、中东和南美洲的大部分国家。核心国家支配边陲国家，而且往往会压榨边陲国家，让边陲国家无法从原料出口赚取更多收入，也难以晋升成为核心国家。

我们爱吃的名牌巧克力、爱喝的名牌咖啡，是常被用来解释核心—边陲关系的典型例子。巧克力和咖啡的原料可可及咖啡豆一般来自贫穷的非洲和亚洲国家，欧美知名品牌厂家以低廉价格进口原料，加工后以高价卖出，赚取暴利。这些出口原料的国家却无缘享受这些利益，栽种可可及咖啡豆的农民穷其一生都只能与可可树及咖啡树为伍。这不正是威尔的命运吗？

三年前爆发全球金融风暴后，各国政府竞相利用纳税人的钱拯救“大到不能倒”的金融体系，结果银行家和金融高管继续荷包满满。因为这套金融体系不能倒，所以纳税人只好继续努力工作赚钱，来支撑这套金融体系。

原来我们都是威尔！

国际关系理论东西谈

为何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在东方国家如新加坡修读国际关系学，这很自然是一个大家都会提出的问题，也是我们的基础课程中必上的一堂课。

国际关系学滥觞于20世纪初的欧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冷战时期茁壮成长，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发展经验为基础的一套理论。非西方学者和学生自然想要验证，究竟这套理论能不能套用在非西方国家。

其实，国际关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久远以前的古希腊时代或春秋战国时代。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在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指出，雅典的实力与日俱增，让斯巴达感受到威胁。斯巴达人认为，唯有与雅典一战，方能避免斯巴达有朝一日被雅典征服；雅典也必须与斯巴达开战，以维护其城邦及同盟的完整性和利益。于是，两大同盟展开将近30年的战争。虽然斯巴达最终得胜，但两大同盟已是两败俱伤，为日后马其顿统一古希腊铺平了道路。

生活在公元前460年至公元前395年的修昔底德被现代国际关系学者奉为鼻祖，就如同孔子是儒家的鼻祖一样。孔子和修昔底德几乎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修昔底德只是比孔子晚了约100年来到这个世界。

孔子和他的老师老子都是中国春秋时代的思想家。他们流传下来的儒家和道家思想，不只影响了春秋之后的战国时代，还影响了后来的封建中国和整个中华民族。然而，经历了2000多年的儒家和道家思想，为何没能发展出一套国际关系理论？

战国时代有七雄。当时其中一个较为人知的“国际”关系理论，是苏秦和张仪的纵横家。秦国是七国当中最强大的诸侯国，地理位置是当时中国的西部，其余六国则位于秦国的东部。苏秦提出合纵策略，劝说六国联合起来，平衡秦国的势力（历史考究称公孙衍才是合纵策略的推手）。苏秦的同门张仪为秦国服务。他深知六国之间存在矛盾，于是提出连横策略，劝说各国与秦国合作，进攻其他弱国。最终，秦国逐一击败六国，统一了中国。

有国际关系学者认为，中国人自古以来便不存在“国际”的观念。古代中国没有国界和主权的概念，而是以优越的文化与文明影响及吸纳周边社会，让周边社会臣服于“中土”，向“天子”朝贡。古代中国的邻邦日本、朝鲜、越南、游牧民族社会等，都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与中国建立了一种朝贡关系。朝贡制度因此被现代国际关系学者看作是古代东方的一种国际关系。

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历代朝廷不曾出现过外交部、大使馆等政府机关，直到大炮在鸦片战争中炸开了中国闭锁的大门。然而，这一炸，让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在不到100年内消失殆尽。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西方思想为基础；1949年解放以后，共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同样来自西方。洋炮让科技落后的中国人完全割舍了自己坚持了几千年的那一套思想。直到1970年代，毛泽东才首次提出比较广为接受的国际关系理论——三个世界。

在遇上“为何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时，我常想，如果2000多年前的秦国没有统一中国，中国继续维持诸侯国并立的环境，历史肯定要改写。这样的大环境或许就会如同20世纪初的欧洲，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频仍。厌战的领袖和学者纷纷提出各种方案，试图从国际格局、人性的角度，解释战争一再发生的原因，从而找出避免战争的方法。如果当时战国七雄继续争个你死我活，或许当今国际关系理论就会以中国马首是瞻了。

还记得初中一时念了一整年的中国通史，在当时幼小的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就是不断的起义和朝代更迭。虽然封建制度在辛亥革命后瓦解，但中国仍逃不过持续几十年的内战。我想，如果中国人的眼光不是太过聚焦于内在，能把眼光投注在海外，国际关系理论或许就是以东方思想为基础了。

不过，曾有学者论述，东南西北方的地理屏障让古代中国人在黄河及长江两岸安家乐业。而传统的先“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的观念，也让中国人着眼于自身。

然而，即便如此，但最重要的是，历史没有“如果”。

12年后的校园生活

原以为，离开大学校园12年之后重返校园念硕士班，与校园学习环境脱节尚不算太严重，应该不难适应。

岂料，原来我还真的脱节了。

重返校园的第一个震荡，便是电脑和互联网占了学习的很大一部分。

国际关系硕士班因为必须阅读大量书本和期刊，所以迎新营的重点是学习如何使用虚拟图书馆。

哇噻，原来现在所有的期刊都可以在“云”里找得到。我坐在自己的书桌前，就可以找到1925年《外交事务》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或者最新一期的《国际组织》期刊，甚至可以找到本周必读书本的电子版。走进图书馆，反而不太看得到一本本的杂志、期刊、书本，更别说要找七八十年前的期刊了。李伟南图书馆二楼中庭以前是一排排的书架，现在都被一台台的电脑取而代之。

12年前念大学时，流行的是自行组装桌上型电脑，电脑当时主要是娱乐用途、写写报告，还不是学习的主要工具。还记得，大一那年，互联网仍处于雏形的年代；到了大三，南大校园开始联网，教授开始把上课用的讲义上载到校园的服务器。不过，电脑在学习上的应用，仅此而已。

如今，几乎每个学生人手一台笔记本电脑，整个校园覆盖了一层层肉眼看不见的网络，随处可以联网。校园里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学生在使用笔记本电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在李伟南图书馆看到的一幕。图书馆二楼新增了许多小隔间，隔间里有投影机，学生们把电脑接上投影机，就可以把作业投影出来一起讨论。12年前还没这样的学习方式。

报章、唱片行、电影院⋯⋯几乎各行各业都已感受到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冲击。这一阵子有好几家书局抵受不了本地极度低迷的书市而结束营业。互联网的出现确实已经改变了许多人的习惯，包括阅报、看书、购物的习惯。

我自己何尝不是越来越喜欢上网购书。购买课本，我可以到网上书局价比三家。而且有些课本，本地书局没有存货，它们也得向书商订货，我还是必须等上两三个星期。上网买书是最方便的。

乔布斯的传记在正式出版前，我就在网上预购了。传记最近出版后，比较了本地书局和网上书局的价钱，结果是网上邮购比较便宜。唯一“遗憾”的是，我在传记面市约两个星期后才收到书。

互联网被称为“破坏性科技”（disruptive technology），盖因它能突破现有的游戏规则，让市场不再掌控消费习惯。世界各地的传统媒体已在积极应对新媒体；亚马逊之类的购书网站如雨后春笋，但显然很多书局没有意识到自己已是肉在砧板上。越来越多人在虚拟商店买衣服饰品，乌节路的服饰店迟早被互联网之火波及。

说回校园。这个课程每个星期得阅读很多的书本章节和期刊文章。我们分工合作，其中一人扫描所有的书本章节，其他人负责上载到服务器，供其他同学下载阅读。杂志期刊就更简单了，直接从图书馆网站下载所需的篇章就可以了。因此，我的一些同学去上课，只要带一台iPad就行了。

我肯定自己不是Z世代的。虽然有些必读书本有电子版，只要有一台电脑在手，随时随处都能阅读，但我还是选择去图书馆书本借出来。那种用滑鼠翻页的感觉，让我无法有“读书”的真实感。还有，虽说在电脑上也可以用彩笔在文章上做标记、划线、做笔记，但不能把一叠的文章拿在手上、随手翻页及跳页，总觉得不能掌握这片文章，读不下去。最终，我还是把所有文章打印出来，买了彩笔，用回12年前的“古老”方法读书。

我没有iPad。或许iPad才能改变我的阅读习惯？

为什么马华不支持旅居海外的马来西亚公民在海外投票的做法？

马华中委余金福（乍看之下，还想为什么新加坡名人余福金会评论马来西亚的事务）日前语出惊人。他说，马华不支持旅居海外的马来西亚人在海外投票的做法，是因为这些“马来西亚公民已经跟国家脱节，无法实际掌握大马的情况和议员的素质”。

他还说，一些长期旅居海外的公民“数年来已跟国家失联，他们甚至不晓得国内发生的事”，大多数旅居海外的大马人“只是从具争议的源头获得信息，而它可能没有反映国内的真正情况”。

他认为，马来西亚的前途应该由留在国内的公民来决定。

我想，马华中委的这一番话到底说出了什么，什么话是没说出口。

很显然，马华担心的是在海外的公民接触到的“不良”资讯。

这些资讯为何不良？在这个一切以互联网挂帅的年头，当人不在自己的祖国时，互联网就是接收资讯的主要管道。互联网上的资讯来源可多的是——传统媒体的新闻网站、新媒体的网站、各种分享user-generated content的社交媒体。理论上，旅居海外的公民若要知道祖国的资讯，可接触的资讯管道，和身在祖国的公民是一样的。两者的唯一差别是，身在海外的公民无法亲身体会祖国的政治与社会环境。

事实上，正因为身不在祖国，公民取得祖国资讯的渠道可能一般比身在祖国的公民更广。

互联网传播的资讯是很容易让在执政者感到头痛的，因为互联网传播的信息多元化，执政者难以审查。

旅居西方国家的马来西亚公民甚至可能因为长期接触西方民主思想，对民主精神的看法肯定和国内选民不一样，这对执政联盟和在野联盟都构成另一股压力。国阵执政超过50年，在人心思变的时代，国阵肯定面对更大的压力。

目前的估计是，旅居海外的马来西亚公民有近百万人，选民人数不容小觑，分分钟成为某个选区的造王者。而且，对于当中一大部分马来西亚人离乡背井的原因，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国阵和马华自然知道这些理由足以让这些选民投反对票。

余先生这番“骇人听闻的谈话”马上引起反弹。净选盟立即反击马华的言论，相信坊间也有不少无法接受的声音。马华大佬蔡细历隔天马上出面消毒，承认余金福的说法“有欠妥当”，澄清马华并不反对海外马来西亚人的投票权。

蔡总淡化余金福的论调，表示马华主要担心技术性问题，包括选委会能否准备800个投票箱给散居世界各地的马来西亚选民投票、候选人的见证人见证投票过程、如何验票等。事实上，国阵也抱有类似的看法。

由此可见，海外选民是执政联盟心头的一根刺。除非执政联盟的支持率回升，否则估计海外选民短期内都无法在驻外使馆投票。虽然高等法庭已准许六名海外选民挑战选委会不允许海外投票的起诉，但估计此案无法赶在下一届大选前审结。